聂辰席任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

▲1959年7月，钱穆向叶龙颁发硕士学位文凭。(受访者供图)

▲1956年，钱穆先生出席新亚书院九龙农圃道校舍奠基典礼时在台上致词。

　　“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中国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1955年9月初的一天，国学大师钱穆在香港新亚书院简陋破旧的教室里，开讲一门新课程《中国文学史》，这是钱先生开篇第一句话。

　　这位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少见的通儒，一生著述80余部，1700万言，却没有留下一部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系统专著。后人只能在他散落的演讲文章，以及那篇著名的长文《中国文学史概观》中，去寻找他对中国古代文学吉光片羽式的精彩论述。

　　在新亚书院，钱穆开过两次《中国文学史》课程，每次一讲就是一学年。从中国文学的起源一直讲到清末章回小说，自成一套完整体系。可惜时局飘摇，奔波辗转间，钱穆始终未能将讲稿整理成书。

　　近60年后，师从钱穆多年的弟子、87岁的香港能仁书院前院长叶龙，从箱底捧出当年的听课笔记，开始逐字逐句誊录、校订、注释，钱穆先生留下的学术遗产终于重见天日。

　　全书32篇：从尧舜禹讲到清末

　　《中国经济史》出版后，深圳商报记者曾赴香港青衣岛，独家探访叶龙老先生，并于4月28日至4月30日，连续三天推出系列报道“钱穆新知三章”，以10篇稿、7个版的规模还原钱穆先生旅居香港、迁居台湾的人生横断面，引起广泛关注。

　　这组报道给叶龙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他正在整理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讲稿，遂主动提出，将文稿的报刊首发权交给《深圳商报》。

　　经过两个多月的誊录、校订、注释，这部由钱穆先生60年前讲授、从未公开发表过的《中国文学史》讲义，终于初见雏形。

　　“所谓‘中国文学史’，其实是中国古代文学史。”叶龙先生告诉记者，整部《中国文学史》共32篇，第一篇是“中国文学的起源”，最末一篇是“清代章回小说”，上至尧舜禹，下至清朝末年，体例上仍以时间为序。但针对具体朝代和文学流变，钱穆先生提出了许多新创见，对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些重大分歧也给出了他的考证和解释。

　　目前文稿已接近完成，叶龙先生正在做最后的搜遗补漏和注释工作。他预计，整部文稿完成后，总字数约为20万字。

　　新见解：文学史断代独一无二

　　“钱师用一生的精力，把经、史、子、集都读通了，所以他讲任何一门课，都有其精彩独特的见解。”叶龙对记者说，讲稿的意义在于即兴，它与严肃撰写的著作不同，史家不再刻意压抑自己表达对史料的看法，不惮讲出一般性规律，鉴往知今，微言大义。如今《中国文学史》讲稿做了忠实的重现，这一价值已经足够。

　　因为即兴，钱穆先生许多犹如神来之笔的绝妙论断，都留了下来。

　　他说，《春秋》看起来像现在的电报，其实它最能体现“句斟字酌”，既有文学意味，亦有法律性；白居易最好的两首诗《长恨歌》和《琵琶行》，相当于小说；中国文学“无史诗，无神话，无悲剧”，《红楼梦》也不算真正的悲剧，只是解脱而已；中国文学要能唱，《楚辞》、唐诗都要唱，故文学家多数带有浪漫与落拓的习性；《史记》是一种浪漫派的写法，但其中无一假话……

　　在他看来，《诗经》是中国第一部文学作品，屈原是中国第一位真正的文学家，《古诗十九首》第一个开创了中国纯文学的先河。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独立、觉醒的转折点，唐代是整个中国文学史的中心。而中国只有两位大文学家：一位是屈原，他解答了文学与道德的问题；一位是司马迁，他解答了文学与历史能否合流的问题。

　　对文学史的断代，钱穆也有别于前人。他认为，“自孔子以下之诸子百家到汉初是散文时期，魏晋后则是韵文的世界。期间屈原的《离骚》只是偶然产生而已。”

　　新考证：对文学史公案“发言”

　　对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些公案、重大分歧，以及前人讲错的地方，钱穆先生一一作出了修正与补充。例如，章太炎的一位再传弟子说：“苏李河梁《赠别诗》和《古诗十九首》是西汉时所作。”这是文学上的大问题，长久以来争议不断。钱穆认为其说甚谬，非搞清楚不可。而近代梁启超则认为上述五言诗均系东汉末年所出，钱穆赞成梁说，还提供了自己考据得来的有力论证。

　　《尚书》的真伪也是文学史上一桩公案，钱穆有自己的思考。他认为《尚书》中最可信的作品是商代的《盘庚》，而虞书(《尧典》)、夏书(《禹贡》)、殷书(《盘庚》)，均有可疑之处。

　　最有趣的是，钱穆指出司马迁讲到《离骚》时，因不识历史地理，以为古人把地名写错了，还把原文对的反而改错，导致屈原自杀的地点从“湘流”变成“常流”。“近日我重读《中国文学史》，觉得钱师对历史地理也滚瓜烂熟，他应该可以开《中国历史地理》这门课。”叶龙笑言。

　　新创识：建安文学至今仍被低估

　　翻看《中国文学史》讲稿，就能发现，钱穆虽然按照时间顺序一路讲下来，但某些章节的“厚此薄彼”，明显透露出他的倾向性。

　　最典型的是对建安文学不吝笔墨。钱穆不仅将它从魏晋南北朝文学中单拎出来，自成一章，而且对它的评价与前人，甚至今人都有很大不同。

　　“钱师认为，建安文学的价值被大大低估。它是中国文学的重要转折点，是文学觉醒之时代，自此文学才得以独立，与政治脱离了关系。曹操父子三人是建安文学的带头人，有重大贡献。而曹操在文学上的成就与特殊地位，也是钱师在近代最早提出并发现的。”叶龙说，对建安文学的重新评价，是钱穆先生研究中国文学史的独特创见。

　　钱穆非常推崇曹操的《述志令》，将之比作罗斯福的《炉边夜话》，他说：“落花水面皆文章，拈来皆是的文学境界，要到曹操以后才有，故建安文学亲切而有味。”他对曹操极为喜爱，讲到他时妙语连连：“后来诸葛亮羽扇纶巾，指挥三军，他的《出师表》亦如与朋友话家常，学的是曹操。曹操倜傥风流，其下属羊祜累官升至尚书左仆射，当其都督荆州时，轻裘缓带，身不披甲，学的亦是曹操。曾用火攻败操于赤壁的周瑜，当作战时，背后却在听戏，学的也还是曹操。”

　　前人重曹植而不重曹丕，钱穆却持相反意见。他认为，曹丕是在中国文学史上讲文学之价值与技巧的第一人。他的《典论·论文》提出“文以气为主”这一主张，对后世影响深远。而兄弟二人，“曹丕有学者头脑，亦尊重学术。从文学立场来看，曹植不如曹丕所言甚远。”

　　精点评：字字珠玑活灵活现

　　《中国文学史》讲稿不是钱穆亲笔所著，是基于授课记录而成，但大师的意义就是言必有中，往往一两句话就令人有拨云见日的感觉。

　　记者阅读书稿，并不觉得在读学术著作，倒像读散文。钱穆口才极好，他讲《中国文学史》行云流水，评名家，说经典，字字珠玑；又绝不仅仅就文学说文学，引史料，看全球，上下五千年信手拈来，把一部文学史讲得像波澜壮阔的史诗。

　　他评价先秦诸子，说孔子如钟，“大扣大鸣，小扣小鸣，不扣不鸣”，孔子之伟大，正如一间百货公司，货真而价实。庄子则是玩世不恭，并非板起面孔教训人，但他所讲的寓言，其实相当有道理。老子又有所不同，他认为不配与人讲，你们愈不懂，我的地位就愈高，所以说：“知我者稀，斯我贵矣。”墨子则是一定要讲到你明白为止，因为他是社会活动家，是宗教家。

　　他点评历代文人，说陶渊明性格如虎，其诗更为可爱。王维是居士，杜甫是严正的读书人，李白则是喜欢讲神仙、武侠的江湖术士，属于下层社会。柳宗元最伟大的是写游记，因唐人见到好风景只是赋诗而已。

　　叶龙告诉记者，钱穆把“知人论世”作为评价中国文学史的重要标准，认为作者为人的价值比作品更重要。因此，“李、杜”齐名，钱穆以杜甫为高，他说“李白是仙风道骨，老庄风度；杜甫则布帛粟菽，有儒家精神”，杜甫的全部人格精神与时代打成一片，与历史发生了大关系。

　　钱穆的《中国文学史》首先是人的历史。以此标准衡量，他认为，谢灵运不如陶潜，宋玉不如屈原，吴敬梓、曹雪芹绝不能与蒋心馀相比，阮大铖更不能与孔东塘比。

　　大视野：从史学角度讲文学

　　“知人论世”正是钱穆这部《中国文学史》的理论基点，也是它不同于其他文学史的独特之处。叶龙告诉记者，出于历史的视野，钱穆先生的文学史观是以史论文，他更重文学的历史作用与社会功能，把中国文学的流变看做大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这种文学理论，散见于钱穆的讲述中，却是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在《中国文学史》绪论中，他开宗明义：“讲文学史应先明白历史。”他认为《史记》解决了西方文学关于“文学和道德”、“文学和历史”关系的难题，称最高的文学就是最高的历史。

　　他认为“文运必与世运相通”，伟大的文学，多在太平盛世时产生。魏晋南北朝时期之文学，只能说是文学之觉醒，到唐代才是神完气足。与此同时，那些生于忧患的新文体，五言古诗起于晚汉，词起于晚唐，白话语录起于晚宋，剧曲起于金元之际，白话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起于元末明初，也值得大书特书。

　　以“史”的标准来衡量，钱穆认为明中叶的作家，远不如初明，因人人心中已无大传统存在。因此对“明代四大奇书”《水浒传》、《三国演义》与《西游记》、《金瓶梅》，钱穆肯定前两书，对后两书则颇有微词。他说施耐庵“身在元，心在宋，身遁草泽，心存邦国”，“《水浒传》虽是一部社会下层文学，而实带有中国传统政治上层文学之真心情与真精神”。而《西游记》和《金瓶梅》“只具游戏性、娱乐性，只有写作技巧，何曾有写作精神？”

　　至于《红楼梦》，钱穆的评价是“有感慨，无寄托”，同样是以史衡量，“清代中叶以后，渐渐死于安乐，如《儒林外史》、《红楼梦》，皆安乐中垂死之象。”

　　当然，钱穆述文学史的标尺远非上述两点。在“史”和“人”的标准之外，他强调生命观，强调纯真与自然。他说文学是生命，如司马迁将自己的生命寄托于理论中。文学又是时代的，如《孔雀东南飞》小生命在大时代的陨落。但最高的文学是“不求人解的”，如屈原写《离骚》，他怨得纯真而自然，但屈原并非要讲给人听。（刘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