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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大学文学院古籍研究所独立编纂的《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音韵分典》，已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音韵分典》下设六个总部三十个部，正文800多万字。六个总部为：先秦两汉音总部，魏晋南北朝音总部，隋唐两宋音总部，元明清音总部，等韵总部，音论总部。日前，武汉大学、湖北省《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工作委员会、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举行了《音韵分典》学术研讨会。??????????????????????????????????????????????????????????????????????????????????????

　　出席研讨会的有《中华大典》办公室主任、新闻出版总署原副署长于永湛，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古文献学家安平秋，《语言文字典》工作委员会主任刘道清，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郭明磊，湖北教育出版社社长聂昌慧，湖北大学文学院院长郭康松。北京大学教授唐作藩，四川大学教授赵振铎，北京大学教授郭锡良，南京大学教授鲁国尧，武汉大学教授、《中华大典·明清文学分典》主编吴志达，武汉大学教授陈世铙，北京大学教授耿振生，山西大学教授、中国音韵学会会长乔全生，武汉大学教授卢烈红，北京大学教授孙玉文，武汉大学教授萧红，湖南师范大学教授蔡梦麒，以及武汉大学教授、《语言文字典》执行主编、《音韵分典》主编宗福邦，《音韵分典》主编骆瑞鹤，《语言文字典》编委，《音韵分典》编纂人员，《语言文字典》编辑室负责人蔡夏初、李作君等参加了研讨会。??????????????????????????????????????????????????????????????????????????????????????????????????????????????????????????????????????????????????????????????????????????????????????????????????????????????????????????????????????????????????????????

　　专家们着重对《音韵分典》的编纂体例、对待原始资料的态度、文献的征引、对所引资料的整理以及该分典的意义和价值等发表了看法。

　　一部类书，编纂是否成功，取决于诸多因素，其中编纂体例是重要因素之一。《中华大典》有一个总的体例，《大典》工委会、编委会要求各分典在编纂时，在遵守《大典》总体例的前提下，根据本分典的实际情况，设定本分典的编纂体例。专家们对《音韵分典》的编纂体例，表示了肯定的态度。赵振铎认为，《音韵分典》不仅包括了传统音韵学的内容，而且从体例、纲领上说，以简驭繁，对所收资料处置得较好。陈世铙认为，《音韵分典》作为《中华大典》架构下的一部专门性类书，在体例上“既有传统的好方法，亦有今天的好方法”。乔全生指出，《音韵分典》?“前四个总部既体现了语音史发展的自然进程，又与学术史的演进紧密结合；后面的等韵总部、音论总部则从音韵学方法论和一般原理上着眼，对音韵学理论研究的相关资料进行了归类编纂。这样，对音韵学资料的审视就是多角度、多层次的，构成了一个立体的构架，有助于研究者从更高层次上对音韵学做出宏观的、整体的关照与思考。”他又认为，“《大典》逐级分类的编纂体例也是非常科学合理，优点明显的。如先秦两汉音总部下分总论部、叶音部、诗经音部、群书音部、谐声部、汉经师音读部、声训部，这就把研究上古音所用的各种材料和观点从多角度进行了归纳排比，极便研究之用。”孙玉文在详细分析了《音韵分典》的结构后说，“可以看出，《音韵分典》既与《中华大典》的体例相衔接，又有自己独创的体例，基本上能满足材料编排、展现学科体系的要求，也有助于读者按类查阅资料。”蔡梦麒认为，《音韵分典》编纂体例严谨，分门别类细密，时代脉络分明、音韵发展源流清晰，方便查阅、参考和研究。吴志达认为，《音韵分典》“引用资料采取五阶制：朝代、作者姓氏、书名、卷次、篇名，符合当今的学术规范”。

　　对待原始资料的态度，主要是对原始文献资料的鉴别与取舍的问题，这是类书编纂者必须正视的问题。原始文献资料往往鱼龙混杂，不能无原则地一概收录，应有鉴别取舍，即在鉴别真伪良莠的基础上有所去取。《中华大典》的要求是在资料去取时，应注意客观反映不同学术流派、不同学术观点的资料。在这一方面，专家们肯定《音韵分典》做得较好，对待原始资料态度公允，去取有法。陈世铙认为，《音韵分典》有资料全面的特点。乔全生认为，“《音韵分典》在材料取舍上做得非常好，方便实用。如《先秦两汉音总部·总论部·论说一》既收录钱大昕‘古无轻唇音’等名家名论，又收录夏燮等名气相对较小的学者的论说，这样就很便于研究者认识古代学术发展的全貌。与此相适应，名家著作中的那些与本题关系不大的论断，则断然舍弃。”蔡梦麒说，他点校过清代邹汉勋的《五韵论》，今特别比较研究了《音韵分典》收录清代《五韵论》的情况，了解到书中收录时客观而全面，对有关资料定位准确、取舍得当。

　　关于《音韵分典》的文献征引，专家特别予以关注。一部类书，所引文献资料是否丰富，是否翔实可靠，是衡量该类书编纂成功与否最重要的指标。专家认为，《音韵分典》引用文献一千多种，内容丰富，已充分占有资料。唐作藩指出：我国传统的音韵学包括今音学、古音学、等韵学、近代音学。《音韵分典》所引文献资料，涵盖了传统音韵学的各个方面，如实反映了其来龙去脉，其研究情况。赵振铎认为，《音韵分典》确是体大思精的著作，将传统音韵学的内容都包括进来，实不容易。乔全生认为，“从事学术研究，资料是第一位的”，《音韵分典》就资料而言，“真可谓包罗万象，应有尽有”。孙玉文认为，“《音韵分典》的编纂者在资料的占有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关于《音韵分典》所收资料是否翔实的问题，专家认为是翔实可靠的。郭锡良认为，《音韵分典》是一部好书，是经得起时代考验的。赵振铎说，经过翻阅与专门抽查，《音韵分典》“举证翔实”，很少错误。?陈世铙亦认为此书有内容翔实的特点。

　　关于对所收资料的整理的问题，即对所收资料所作的句读标点、校勘正误等，这不仅是《音韵分典》也是整个《中华大典》编纂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是成书质量的重要方面，因此引起专家们的注意。专家一致认为，尽管传统音韵学文献资料整理难度很大，但可以看出，《音韵分典》的编纂者经过了大量研究，在整理中是精益求精的。赵振铎在谈到对本书的质量检验时说，经仔细抽查，发现其中很少错讹。郭锡良论及《音韵分典》资料整理的繁难，认为能够做好《分典》资料标点工作，踏踏实实，体现了宗福邦的风格。陈世铙指出，就已收入《音韵分典》中的资料而言，其中有很多僻字怪字，许多是《康熙字典》、《汉语大字典》等未收的，此外还有很多复杂的符号，“《音韵分典》一一依原书字形制字、排印、核校，忠实保持了原书原貌，实属不易。”耿振生认为《音韵分典》是精品著作，其中的资料整理，“点校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期间的劳动量是很难估算的，真正知道内情的人，会肃然起敬。”专家们指出，《音韵分典》在资料整理方面能达到这样一个较好的程度，体现了编纂者的认真态度，同时也说明了出版社的编辑在排印、校对等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

　　专家们高度肯定了《音韵分典》面世的意义和价值。《音韵分典》是《中华大典》中最难编的分典之一，主要原因首先是传统音韵学文献经用现代方法整理出版过的不多，资料搜集不易；其次是传统音韵学文献基于自身的特点，整理比较困难。与会者认为，《音韵分典》编纂组能够广泛搜集、发掘原始资料，并认真地进行整理，使分典编纂成功，难能可贵。以往并没有关于音韵文献的大型编纂，《音韵分典》的成功编纂并出版，本身即体现了创新性。分典的出版，对传统语言、文化的研究与承传很有意义。唐作藩在强调《音韵分典》内容全面后说，“这部大典确实是非常珍贵的，而且内容非常丰富的。这样一部真正称得上是典了，可以看得出它的价值，它的学术性。”赵振铎认为，《音韵分典》不仅对相关研究很有价值，而且对教学也很有裨益。郭锡良认为，《音韵分典》实实在在，确是一部有用的书，并认为，“《中华大典》要是都能象这样编下去，就可以跟《永乐大典》一样，可以传之于后世”。耿振生认为，分典的出版，对做汉语史、音韵学研究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件。孙玉文认为，《音韵分典》的出版，对于我国汉语音韵学及相关学科的发展会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并以翔实的研究事例，强调了《音韵分典》对汉语语音史、汉语语音学史、词语训释的研究都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