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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八佾第三》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 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八佾》篇主要涉及“礼”的问题。“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出于《诗经·卫风·硕人》，而“素以为绚兮”是逸诗。此段是子夏问孔子诗经中的这三句作何解。孔子以“绘事后素”四字作答。这四个子文简而意丰，给子夏和后人无尽的启发，也带来众多的疑惑和争议。究其原因，乃是孔子时代距今已二千五百多年，文字句法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当时古人简易的口语对今人而言却是佶屈聱牙；另外文化背景的差异，时代的变迁，使后人难以重现当时的情形，也就很难理解现象背后的文化意义。所以，“绘事后素”虽然简洁，却并不简单。后人对其有不同的阐释和理解亦属正常。综合众多阐释，不外乎三种：

　　一、“绘事后素”之“绘事”指绘画，“素”指绘画的白底，一说白绢（《说文解字》：“素， 白緻繒也。”是会意字，指没有染色的丝织物。以古人作画于丝帛上，故曰“后素”）。宋朱熹认为：“后素”，后于素也。《考工记》曰：绘画之事后素功。谓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采，犹人有美质，然后可加文饰” （《诸子集成》）。即素为粉地，人的内在仁德，犹如绘画之素底，是绘画的前提。有此美好基础，然后学礼，正如将绚烂色彩施于素底，以成其文采。于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这里“素”可能是指白底，也可能是白绢，但白绢的可能性更大些，因为“素”字本意就是指没有染色、洁白的丝绸 。如《诗.唐风.扬之水》：“素衣朱绣，从子于鹄。” ；《怨歌行》：“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　；《战国策》：“流血五步，天下缟素”而且更重要的是，先秦绘画多是在木器和丝织物上所作，如商代彩帛绘画及战国楚墓出土，保存先对完整的帛画有《妇女凤鸟图》和《人物御龙图》。所以，如果对“后”字的理解正确的话，“后于”白绢之上似乎更妥，而朱熹“粉地”之说则显牵强，因为白底作画固为后人习惯，但对先秦而言，没有足够考古证据和历史记录证明那时也是先敷白底，然后才作画。朱熹以自己时代的事物去揣测春秋时期，所以有此误解。

　　二、由“绘事后素”启发，引申出深刻的哲学和美学观点。认为孔子此言，表面上说的是绘画之理，实质却大有深意。即绘画时施足五彩，在经历过绚烂之后，才体会到素色的可贵。并由彼及人，表达人生终须由繁华归于平淡，由矫揉回归自然。无论从对孔子的思想和经历去探究，还是从人生哲学，审美意趣上去分析，这一解释都很有启示意义。因为从《论语》记载来看，孔子也确实是一个返璞归真的人。如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第七》）；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第一》）。尤其在《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篇中，当曾皙言其志，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先进第十一》）。这些生动的记录告诉我们，孔子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为了“天下有道”而奔波改良，但仍保有一颗赤子之心，一份平和淡泊的心境。后世受其影响，使不慕荣利，淡泊守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有内涵，并深入到诗歌、绘画乃至为人处世中去，潜移默化，已成为中国人心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以说对“绘事后素”的这一理解，反映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一种志趣和追求。也正因为如此，后人只重在对原文的阐发和引申，而忽视了对原意的考据和还原，所以本意虽好，解释虽妙，却不足以令人信服。因为仅由“绘事后素”四字，便望文生义将“素”简单的认为是白色，更因此得出如此深奥的哲学意义，实在有穿凿之嫌。实际上，读经典首先应还原其本来面目，然后才可以推演阐发。而这一过程考据必不可少。所以应本着胡适先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态度去刨根究底，才是对学问真正负责。否则，即使假设再大胆，观点再完美，离开了实证，也不过是无本之木。而对于证据不足的假设，不妨阙如，切磋琢磨，总会有新的进展。

　　三．从古代绘画技巧出发去解释：“后”是然后；“素”指白色，此观点认为，古人作画方式与今人不同，是先施五彩，然后才上白色（一说绘画完毕，然后以白色勾勒出图案。）所以白色为后，故曰“后素”。郑玄注曰：绘，画文也，凡绘画，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其文，喻美女虽有倩盼美质，亦须以礼成之（《诸子集成》）。这样就以绘画之理解决了这个问题，即作画时仅有美丽五彩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更重要的一环——上素色的过程，然后才能成为完整的画作。与朱熹之说相反，这里五彩众色指内在美质，而素色指礼。引申到修身方面，就是要以仁德为质，以“仁”为本；而后学礼，以成其文采。最终使自己内外兼修，达到内圣外王的最高理想。可以说，这种解释虽与朱熹的观点有异，但殊途同归，阐述的道理同样是“仁先礼后”。所谓差异仅在于对“后”与“素”字的理解上。但是对“绘事后素”的这种考据并不能令人信服。首先，古人绘画方式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因年代久远，又缺乏考古实物，后人很难知晓古人具体的绘画技巧，尤其是先秦时代关于绘画知识的采集记录少之又少，流传下来的作品也是屈指可数。即使汉末郑玄，距孔子时代也已经数百年，绘画方式之演进极大。仅此，我们并不能轻易得出素色为后的结论。

　　所以，以上三种观点，虽各有道理，却都有所不足。那么能否挖掘其中的合理之处，从而得出切近原意的理解呢，我认为可以。首先“绘”并非指绘画，后人以今推古，便想当然的将“绘”理解为画画。考“绘”字的起源：“绘”是一个会意字。甲骨文“绘”字由两部分构成，左半部分象征丝线，而右半部分则为汇集。从整体来看，就是将丝线汇集到一起，是对丝的一种加工，有刺绣的意思。许慎“绘”字从丝，“绘，会五彩绣也”《说文解字》。也说明“绘”最初与丝织有关。古人在未染色的白绢上刺绣，于是便有了五彩纹饰。这一过程称为“绘”。而“绘”指用笔作画，是后来才有的事。另外，与孔子时代相近的经书《礼记·杂记下》：“纯以素，釧以五彩”。我们则可以认为这是对“绘事后素”的解释。

　　既然人们把“绘”字误解为用笔作画，那么对整句原文的误解也就容易理解。其实这四个字的关键不在于“后”，也不在于“素”而在于“绘”。“绘”指五彩绣，自然要绣在丝帛上。如此，“素”以其原意，是白色丝织物则无疑。《考工记》之“绘画之事后素功。”也就有了答案：“素功”就是绣工，即在丝帛上“绘画”。值得一提的是，“画”的本义与图画无关，作为今义之绘画是汉代之后才有的。所以就进一步印证了《考工记》这句话是关于手工丝织技术的记载，而不是绘画技巧。

　　应该说，朱熹对“后”的解释还是很有道理的。素，既然是彩绣的载体，是“绘”的前提，自然是代表人的内质。五彩文绘则代表“礼”（先有“素”，然后才能“绘”）。否则下文子夏所问就难以理解。“礼后乎？”礼也是在后吗，或者说礼也是后来才有的吗？子夏不仅正确理解了孔子的意思，而且能够举一反三，这着实出乎夫子意料，所以得到了他老人家的赞许。

　　这里又有了新的问题：子夏问“礼后乎”的潜台词是什么，孔子的原意又是什么，他们师徒二人到底达成了什么默契，使夫子欣然赞许呢？在后人的理解中，最有影响的莫过于“仁先礼后”，即先有“仁”作为修养的基石，而后学“礼，两者顺序有先后，并缺一不可（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这种观点虽有道理，却只对了一半。我认为：“礼”固然为后，但“仁”未必为先。“素”并非指人的内在美质，而是指本质；显然本质为先，而“仁质”是“礼”作用于“本质”的结果。因为“素”是白色的，是未染成的。指人的初始未萌阶段，所以墨子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故染不可不慎也”。既然是本质，就有好有坏，因为并不是每个人天生都具备“仁”。要想脱胎换骨，成为礼义君子，需要后天不断的培养，与不懈的修身，如《诗·卫风·淇奥》：“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如何才能约束自己的本性，塑造完美的人格，使自己从本不完善的“本我”跃升至“超我”呢？孔子在《论语》中给出了答案——“礼”

　　但如果是“仁先礼后”，那么真正符合“仁”的君子少之又少。例如，子曰： 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又如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连夫子自己都不敢说自己近乎“仁”，可见修身之难，而拥有“仁”质则更难。礼以修身，“礼”是有助于仁质的形成的。“礼”首先作用于人的初始内质，然后才美化熏陶，形成仁质。子夏所悟，不但联想到“礼”，而且理解了“礼”对于人的后天培养，对“仁”的重要作用。就绘画而言，素，是未经雕琢的底子（内质），最终形成的佳作（仁质）才是最终目的。所以说人的“内质”为先，“礼”为后。这也符合绘事后素的本意。

（作者简介：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