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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先秦和秦代书法

第一节　先秦

　　先秦包括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约自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221年。
　
　　1、商和西周甲骨文
　
　　现有发现最早的成系统的文字资料是商朝的甲骨文。甲骨文主要是盘庚迁都于殷之后的文字遗迹，长期被掩埋在地下，清晚期时有发现，直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王懿荣首次从文字学角度对它进行收集、研究以后，甲骨文才真正获得重光。

　
　　甲骨文大多是刻契的。甲骨文字的成字方式，除了有少部分甲骨文是墨迹外，大约有两种，一是直接刻写，一是先书后刻。刻契的方法主要是单刀，少量郑重的记事刻辞用双刀。龟甲兽骨的质地都比较坚硬，表面是不规则的形体，文字排列，多数自上而下；两行之间，多数从右到左。这样的书写习惯，一直影响到现在的书法创作。
　
　　刀的并不锐利与材质的过于坚硬，造成了甲骨文的笔划以直为主（圆曲的笔划也往往是由许多短而直的笔划连接而成的）、笔划两端尖细中部略粗；表面的不规则，造成了章法安排取纵有列、横无行的方式；而与笔划和章法的特点相配合的是，结构也以纵向取势为主。这些特点，使得甲骨文从总体上看来，形式虽然略显单调，但其意趣仍然极为动人——古朴简捷、锐利坚峭、挺拔峻健。在甲骨文里，一些重要的艺术手段已经得到了应用，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称规律。甲骨文的形体是象形的，但纵向取势的结构却主要运用对称来求得平衡。一方面是依字赋形，一方面是平衡规律的运用，两者紧密结合，使甲骨文的单字在整齐、工谨、有序中显现了活泼的生机和活力，具有较强的感染力。章法安排在纵向比较整齐的前提下，随字的大小而错落布置。
　
　　甲骨文的风格存在显著的变化，形成了时代特色。董作宾先生（彦堂）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提出了甲骨文的五个分期学说，其中书体是一项判断标准。我们认为，甲骨的书刻者是书风的创造者。其中，突出的如第一期由韋、亘、永诸贞人贞卜的甲骨文，气格阔大，雄壮卓伟；第二期由旅、大、行诸贞人贞卜的甲骨文，规矩森然，法度谨严；第五期由黄、泳诸贞人贞卜的甲骨文，工稳典雅，布局精到。要达到这种高超的水准，他们是经过了严格的训练的，出土甲骨中的习字骨就是他们学习的证明。这还可以说明甲骨文书刻者已有自觉主动的审美追求。

　　值得注意的是，在少量甲骨朱墨书中还可以看到，书写者已经注意发挥毛笔的性能了，董作宾说：“用硃或墨写了未刻的文字，笔顺收迄，笔锋收放，十分清楚，因之可以断定，殷代写字确是用精良的毛笔。”虽然这只是雪泥鸿爪，其发挥也还有限，但毕竟是一个可贵的开始。

　　2、商和西周金文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字的应用越来越广，甲、骨质地坚硬且不能常得，人们在不断地探求着合适的材质，以负载日益繁多的书写需求。于是周秦之际便有了石刻文、简书、帛书等以各种材质为载体的文字资料。金文与甲骨文比较，从成字的物质条件来说，有了极大的提高。中国约在4000年前就已经使用铜器，到商代时，发现冶炼青铜的方法，从而开始大量使用青铜器。从殷商后期至战国，是我国青铜器铭文的盛行时期。
　
　　青铜器铭文产生于商代早期，多是器主的标识、族徽、祖先名字等，一般只有两三个字，象形程度较高，有的甚至接近于写实绘画。这大约因为受早期图画的影响的缘故。它的形式仍然与早期甲骨文有相通之处。
　
　　商代末期，许多器物的铭文字数仍不多，如《司母戊鼎铭》、《司母辛鼎铭》，但文字作风有变化，司母戊鼎铭笔划起收呈尖形，直笔多，类似甲骨文，而比较肥大，加上字形较大，结构也取纵势，看起来雄壮浑厚。从文字的角度讲，它们与甲骨文并无本质的差异。
　
　　此时长篇铭文也开始出现，有的达到四五十字。如《戍嗣子鼎铭》《宰甫卣铭》等。铭文的形式也逐渐发生变化。总体看来，字形与甲骨仍极相似，但笔划粗细变化较大，起收随处可见尖形；结构仍多取纵势，但已经注意随字赋形，谨严而自然。因而其气质浑厚朴茂，健峭厚重，和甲骨已然大不相同。可见，新的物质条件的作用已经显示出来。
　
　　西周是青铜器的极盛时期，也是金文的鼎盛时期。铭文由商末的几十字发展到数百字，内容主要有祭祀典礼、征伐纪功、赏赐锡命、书约剂、训诰群臣、称扬先祖等六大类，文辞最长可达497字（《毛公鼎》），对文字处理水平的要求必然相应提高，当然也就可能取得长足的进步。
　
　　西周青铜器铭文的风格大约可以分三个时期：

　　（1）西周前期
　
　　包括武王、成王、康王、昭王（公元前1207年～公元前948年）。文字继承商末传统，与商末甲骨文、金文相似，处于文字演变的同一阶段。形式处理上，笔划肥厚，唯起收多出以尖形，与商末金文如出一辙，又常饰以圆形或方形的块状笔划。这一时期代表作品有：《周公簋铭》，《天亡簋铭》（武王），《利簋铭》（武王），《德方鼎铭》（成王），《何尊铭》（成王），《商尊铭》，《郿县大鼎铭》（成王），《大盂鼎铭》（康王）等。
　
　　其中《大盂鼎》为西周重器，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岐山礼村，铭文十九行，二百九十一字。载康王二十三年策命其臣盂的情形。鼎的造型端庄雄浑，字迹瑰丽遹伟。其铭文严谨端庄，笔划尖圆并用，体势纵长挺拔，结字密致凝练，章法整齐有序，在书法上属方笔壮伟一路；呈现出一种高华肃穆、瑰奇典丽、端重卓伟的庙堂之气，已经具备了金文的特有精神气质。长期以来被视作金文的代表作之一。
　
　　（2）西周中期
　
　　包括穆王、恭王、懿王、孝王（公元前947～公元前888年）。这时期铭文的篇幅更长，处理的方法也有更大的发展。这一期的精品极多，代表性的有：穆王时的《静簋铭》，恭王时的《卫盉铭》、《永盂铭》、《曶鼎铭》、《牆盘铭》，懿王时的《即簋铭》，孝王时的《大克鼎铭》等。
　
　　《大克鼎》，铭文二十八行，二百九十字，字迹特大，结体修长峻拔而具端穆之致。由于铭排列于界格之中，书风乃由自然而趋于整饬，是金文中的皇皇巨著。

　　《牆盘铭》也是结构，笔划婉转含蓄而不失畅达，结体谨严密致，全篇整齐疏朗，整体气息端稳庄重中时露清新秀洁，堪称西周金文代表作。

　　（3）西周晚期
　
　　包括夷王、厉王、宣王、幽王（公元前887年～公元前771年）。这一时期一方面是青铜器铭文发展的高峰，另一方面，似乎也已经显示出分化的迹象。如清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的宣王时的《毛公鼎铭》，制作精美，器形完整。文在腹中，凡三十二行，计有四百九十七字，堪称宏篇钜制。其书法流溢秀美，笔划工谨厚重，结构密丽庄严，气势雄浑博大，为存世金器铭文较长而艺术水平较高的一个。
　
　　宣王时的《虢季子白盘铭》是西周晚期传世最大的青铜器，长方形，长一百三十点二厘米，宽八十二点七厘米，高四十一点三厘米。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虢川司。铭文一百一十字。记述虢季子白奉周王命征伐西北强族有所虏获，受赏于周庙的事情。此盘字迹出于大篆而不尽相似，笔划纵向舒展，转折处圆劲，注意笔划之间的平行、等分关系，结体修长，上密下舒，章法散朗，全篇看去优雅清疏。论者以为实乃《石鼓文》之滥觞，由此而向小篆递进，顺理成章。近代攻篆者多取以为法。

　　厉王时的《散氏盘》，也称《矢人盘》、《散氏鬲》，乾隆年间出土。盘腹有铭文十九行，满行十九字，计三百五十字。记述矢人将大片田地移付于散氏时所订契约，详载核定土田经界及盟誓经过，为研究西周土地制度的重要史料。其笔划一改典型金文的横平竖垂、匀稳工正，代之以欹侧斜正、粗细不一；字形取方扁之形，而且右肩似乎稍向下垂，与其它作品的长方或近方、端正稳重的体势不同，在金文中可谓别构一格。习篆籀者多取以为范。这种风格出现的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但联系西周晚期的社会状况，不难发现，这种分化的趋势，应当是地域文化力量上升的必然反映。
　
　　《毛公鼎铭》、《虢季子白盘铭》、《散氏盘铭》与《大盂鼎铭》，在清代有“四大国宝”的美誉。此外的代表作品还有：夷王时《多友鼎铭》、宣王时《颂鼎铭》等。
　
　　总体看来，青铜器铭文的书写、铸造，不仅仅是为表达文字的内容，同时也反映了人们书写、铸造文字时的审美意识。例如笔划的圆转、方折、粗细、刚柔、曲直的变化，结构的安排，字、行的排列，以及均衡、对称、疏密等形式规律的运用，都十分明显地体现了当时书写者的匠心，艺术性比甲骨文又有进一步的提高和丰富。
　
　　西周中、晚期的作品，在笔划、结构和章法上的处理，圆熟自如，能够充分利用工具和铸造方法的特长来发挥创造性，使文字的形式独具一种凝铸效果，端严肃穆、气息高浑，令人观之而有如入庙堂、如对至尊的敬畏感，然而却又有慈霭温婉、如沐春风的亲切感，通常认为，这应该是所谓“大篆”的特有气息。这种气息是非常可贵的，在后世书法家那里产生了很强烈的共鸣，成为后来者孜孜以求的一种境界。西周中、晚期的金文作品，也因此被认为是西周金文的鼎盛之作，学习大篆的典范。

　　此外，还要加以说明的是，商和西周时代还有其它记录文字的载体，《尚书·多士篇》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考古尚未发现这样的典册。不过，却有其他文字资料，如玉片朱书“束于丁”、陶片墨书“祀”字、《妇好墓石磬刻》等。由于考古所见有限，我们还不能对这些作品进行系统的分析，但应该指出，它们保存了商和西周文字的另一种面貌。
　
　　3、春秋、战国金文
　
　　公元前770年，犬戎陷镐京，杀幽王，西周灭亡；晋、郑等诸侯护送平王东迁，都于雒邑（今河南洛阳市），史称“东周”，周王室由此衰落，中国历史进入诸侯争霸的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和列国割据兼并的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
　
　　伴随这一历史大变动，文字的应用也形成了一些新的特点。容庚说：“铭文的特征是文字图案化，装饰代替了书史性质”、“一般的共同趋势是简化”。不过，他的概括并不全面。
　
　　从艺术风格的角度看，这时期最为突出的变化，是地域风格的逐步增强，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一是向小篆方向演变；二是在一些诸侯国里出现了文字装饰化的倾向。同时，在战乱频仍的情况下，文字的应用范围大大扩展，为适应其需要，产生了明显的文字简化趋向，并进而导向了隶变。这两大变化，构成了春秋战国书法的基本发展线索。此外，在春秋早期，典型的西周大篆风格仍有所延续，构成春秋战国书法的第三条发展线索。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它们称作：西周大篆风格的延伸、地域化（其中最突出的是小篆化和装饰化）、隶变。典型西周大篆风格的延续主要存在于金文中，隶变主要发生在简牍书中，只有地域化是金文、简牍中共同存在的。
　
　　（1）典型西周大篆风格的延续
　
　　西周大篆风格的延伸主要存在于春秋时期。社会的变迁并不立即带来文字书写习惯的改变，因而，在许多诸侯国里，都存在与典型西周大篆风格相似的作品。如许国的《乔君钲铭》，陈国的《陈侯壶》、《陈侯簠》，鄀国的《上鄀公敄人簠》，黄国的《黄君簋》，邓国的《伯氏鼎》，薛国的《薛侯盘》，铸国的《铸公簠》、《铸叔簠》，纪国的《纪伯盨》，邿国的《邿遣簠》，鲁国的《鲁伯愈父簠》，等等，与西周晚期的《仲义父鼎》、《犀伯鱼父鼎》、《伯萀父鼎》、《伯吉父鼎》等，风格是非常接近的。它们完全可以说是西周晚期大篆风格的自然延伸。无论从欣赏还是学习的角度说，它们都是西周晚期风格的有效的补充。
　
　　（2）金文的地域化发展
　
　　西周晚期风格的延续并没有维持多久。随着诸侯割据状况的越演越烈，地域特色越来越成为主导的趋向。从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青铜器铭文的地区差异越来越突出。王国维将它划分为西土和东土两大系，西土系即秦国文字，东土系即六国古文。陈梦家则整理为五个系统：
　
　　东土系：齐、鲁、邾、莒、杞、铸、薛、滕；
　
　　西土系：秦、晋、虞、虢；
　
　　南土系：吴、越、徐、楚；
　
　　北土系：燕、魏；
　
　　中土系：宋、卫、陈、蔡、郑。
　
　　我们综合这两家的学说，可以归纳为三个系统，即：东土系、西土系和南土系。
　
　　综合来看，这一阶段的金文确实非常纷繁复杂，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找出其中有历史共同性的一条发展线索——这就是规范化。在三个系统中，西土一系，主要是这条道路；而东土、南土两系，也出现了走在这条道路上的作品。虽然三系之间的文字形体差异很大，但在这条道路上的作品，却在形式上体现出一定的共同点，这就是笔划的均匀化、结构的合理化。这是文字的应用特性所规定的，也是人们不断进行形式探索的结果。文字的规范化，是文字在应用中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对文字进行美化时的一种道路。不妨这么说，假使不是秦统一了中国，而是其它六国之一统一了中国，也必然会出现一种形式上类似小篆的篆书字体，作为规范的文字体式。
　
　　同时，还需要说明的是，文字的应用性在这一时期还带来了另一种变化，这就是文字的俗化。裘锡圭先生说：“春秋战国之交，旧的贵族阶级逐渐为新兴剥削阶级所取代，文字开始扩散到民间。进入战国时期以后，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和迅速发展，文字的应用越来越广，使用文字的人也越来越多，因此文字形体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俗体字的迅速发展。”这种情况，必然影响到青铜器铭文。前面所举各例之外，我们还发现了这类受到俗体字影响的作品，如河南泌阳官庄出土的《平安君鼎》盖铭、秦国的《大良造镦》、《高奴权》等铭文。
　
　　4、秦国《石鼓文》和《诅楚文》
　
　　石上刻字，在我国出现甚早，商和西周已有石刻文字资料保存至今，但数量小，形制简单，不具典型意义。真正的石刻文字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冶铁技术的发达，铁器工具的使用，使刻石成为可能。具有书法艺术价值，足令后人称奇的石刻文字是《石鼓文》。
　
　　《石鼓文》，唐初发现于陕西凤翔三畤原，现藏故宫博物院。共十石，每石约一米高，其形如鼓，故通常称其“石鼓”，所刻文字为“石鼓文”。文为四言诗，述秦国国君游猎事。其刻制时代，尚无定论，约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石鼓文》是大篆向小篆演进过程中的重要资料。其字犹存大篆典型，但笔划趋于均匀，体势趋于方整，已有小篆风度。因系原石，历来受到宝爱，由唐至今，每视为国宝，咏赞极多。师法者或强调其大篆气息，求其高古，或取小篆之意参之，得其匀稳端重，左右逢源皆得如意。

　　《诅楚文》，战国中期以后秦石刻，内容为秦王祀神制克楚兵复其边域，每告一神即刻一石。原石早佚，传宋代先后发现：㈠嘉祐年间凤翔开元寺出土的《巫咸文》，宋徽宗时取归御府，共三百二十六字。㈡治平中发现的《大沈久湫文》，共三百一十八字。㈢蔡挺所得，后藏洛阳刘忱家的《亚驼文》，共三百二十五字。原石宋时亡佚，所传拓本都系翻刻。现存摹刻在《绛帖》和《汝帖》上的是前两种，已失原形，不过骨架犹存，可以看出与小篆的渊源。
　

　　5、春秋、战国简牍帛书墨迹
　
　　前已述及，殷商时代应该已有简册的存在，但由于材质的关系，在这些材料上书写的字迹，至今没有发现，商和西周的墨迹资料极少。但春秋战国之后，墨迹存留逐渐多了起来，主要书写在三类载体上：玉或石、丝织物和竹木简。
　
　　（1）《侯马盟书》和《温县盟书》
　
　　盟书是各诸侯国或卿大夫之间建立同盟时埋在地下或沉于河水之中的誓约记录。目前发现的有两份：1965年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出土的《侯马盟书》和1979年河南温县出土的《温县盟书》。

　　（2）《楚帛书》
　
　　在丝织物“帛”、“缯”上书写文字，王国维认为：“至迟亦当在周季。”但目前发现的只有在湖南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出土的、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楚帛书》，亦称《楚缯书》或《楚绢书》。年代“约相当于战国中晚期之交”。
　
　　楚帛书的文字具有典型的楚地地方特色，起收笔锋运用的变化不大，笔划呈弧形而且倾斜，富有动感；字形多取扁势、侧势，有一种自然随意的效果。

　　（3）简牍书
　
　　简牍在晋以前，是主要的书写载体，它的出土，汉以来就时有所闻，但无一件保留至今。19世纪末以来，在我国西北地区又陆续出土了大量简牍。目前发现的春秋战国简牍，主要有两类：楚地简牍和秦地简牍。楚简牍主要有：曾侯乙墓竹简（1978年湖北随县出土）、长沙楚简（1951、1953、1954年长沙出土）、信阳楚简（1957年出土）、江陵楚简（1965、1973、1978年江陵出土）、包山楚简（1987年湖北荆门包山出土）等。
　
　　这些楚简与楚帛书接近，不以规范、工整为追求目标，而首先满足书写、制作时的便捷要求，因而用笔简捷、字形欹斜。楚简的应用性更突出，因而这些特点更强烈。如江陵望山简结构疏密调整甚巨，大开大合；《信阳楚简》结构错落，起笔时每有重顿，形如钉头，洒然自得；《长沙仰天湖楚简》用笔雄放；《包山楚简》则或沉着或灵秀。总体看来，既统一又有较大变化，显示了活泼的生机。

　　秦简牍目前发现的主要是青川木牍。1980年四川青川县郝家坪战国墓群第50号墓出土，计有2枚，时间约当秦昭王元年（前306年）左右。
　
　　《青川木牍》只有一枚正面字迹清晰，其余皆残损过甚，不可识读。内容为更修田律、律令、修改封疆、修道治会、筑堤修桥、疏通河道等六事。文字学家认为其字体属古隶。篆书圆曲形笔划已渐渐被分解为直的笔划，体势平正并趋向隶书的扁势，波磔已有萌芽迹象。由此可见，在战国晚期，隶书字体已逐渐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