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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　叶培贵

　　书法的演进理路大约可以分为三种。魏晋至宋代渐次构建起来的“文人传统”，强调书法的精英文化品格，深含着对民族文化复兴的热烈企盼;清代构建的“碑学传统”，文革后又扩展为“民间书风传统”，赞美无名书迹的勃勃生机，体现出对权威秩序的挑战，充溢着肯定个体生命价值的强烈意愿;借鉴改革开放后从欧美进入的前卫艺术而发展起来的现代书法，其表现是放弃汉字的“制约”，以笔墨的抽象构成(乃至行为、观念)为表现方式，使书法成为“世界艺术”而非仅仅是“民族艺术”。这三种演进理路相互交融，形成当今书坛纷繁复杂的局面。

　　每种演进理路都有很强的现实性，也都有其合理性。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指出，因“身份未明”而导致的书法在文教体系内的长期“缺席”，影响书法的学术研究和艺术实践，相比于其他艺术门类，书法的学科基础和理论建设相对薄弱。

文人传统理当重建　重点在于如何挖掘与继承

　　传承上千年的文人书法传统由宋代人最终构建而成，理论和实践遗产最为雄厚，社会接受基础也最好。明末清初“布衣文人”、“布衣艺术家”大量涌现，把原属精英的书法艺术拉向世俗生活。

　　近代以来特别是文革的损毁，使当代一部分书家人文素养和知识构成与宋元以来文人有了巨大的差异。如果失去了人文素养和知识体系的支撑，仅从技术层面上而言，“文人传统”虚有其表。那么如何对“文人传统”进行挖掘和继承，是当代书家需深思的问题。我们应持开放的态度，这种开放态度，包含三个方面:首先承认它的非唯一性，尊重多元探索;其次不是简单地坚守，而是放开胸怀，吸纳有益元素，着眼继承后的创新;再者从文化复兴的系统工程入手，而非局部倡导，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碑学传统面临追问　经典是否可以无限度地扩展

　　清代后期至民国，何绍基、赵之谦乃至“碑学”理论的主将康有为等在实践方面吸纳传统文人书风，走碑帖兼综的道路。刘熙载、杨守敬等人提出，碑帖二者，各有其骨、各有其韵，合则两美、离则两伤。“碑学传统”（“民间书风传统”）在精神内容的构建乃至技巧的发展上，均难离开文人传统的扶持。

　　“碑学传统”（“民间书风”）也面临追问。旅美学者白谦慎曾尖锐提出:“经典是否可以无限度地扩展?”如果北朝的“穷乡儿女造像”（甚至古代的所有字迹）可以无限度地被追认为经典，那么现代人随手书写的字迹若干年后是否也应当享有这样的资格?因为它们同样也具有随意、不拘、变化无方等等“形式特征”和“意味”。如此推理，那么书法的边界将消失，任何随意涂写的字迹，都可能被“阐释”为具有审美价值的书法艺术品。

　　“碑学传统”事实上是一种双向扩充，一方面是对书法的“文人传统”的扩充，另一方面也需要扩充自身与经典主流文化内涵的关联。前一个扩充完成得很好，书法因之而丰富;但后一个扩充则有待深化。

现代书法渐行渐远　边界是否可以无限度地延伸

　　边界问题同样存在于“现代书法”，只不过有的现代书法走得更远，不仅要脱离“文人传统”、“碑学传统”的畛域，有的甚至主张取消汉字。有学者指出现代书法利用古汉字的象形性以及书画同源等理论作为创作依据，实践证明这是有疑问的。部分现代书家引入西方抽象构成的系列方法及装置、观念、行为等前卫艺术形式，许多从事这种探索的艺术家自己就没有把作品归入书法中，而视作现代艺术，所以邱振中很巧妙地为之拟定了一个名称——“源于书法”。取消汉字、抽象构成，消解书法与西方现代艺术的边界，书法作为艺术之一门类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就成了问题。

　　在中国古典文化基础上生成的书法艺术，不可能始终保持古典形态，必然也要向现代转化。事实上中国书法艺术是具有包容性的，并不排斥从世界艺术中获取有益的东西来补充自身，它已经并且还在不断吸收西方现代艺术中有价值的观念和方法，在当代书法的许多展览中都能看到其迹象，有的展览甚至不惜突破边界，吸收“非汉字书作”。但是如果敞开的结果是取消，那无异于自我毁灭。因此，对书法领域内的“现代性”探索，最重要的是掌握“度”，在坚持书法最具本体性的特点的前提下寻求其现代转向。

　　书法是我们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如何把握书法艺术的民族文化特性，保持其艺术特质，同时又敞开胸襟吸纳世界艺术和当代生活的诸多养分，使之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持续焕发其绚丽的光辉，这是所有热爱中国文化、中国艺术的人们共同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