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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孔子的德政

　　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1）又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15.5）

　　关于“德”，参见前言，“为政以德”即为政者心要正直、行要正直。“道之以德”（2.3）“君子怀德，小人怀土”（4.11）“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12.19） 德政要求君子即当权者自己要德正，当权者德不正，怎么能让民众有所参照走正路呢？统治者行德政，就象北辰安居其所，那么，众星也得以安居其所，而不会越轨。

　　《礼记·大传》：“圣人南面而听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与焉。一曰治亲，二曰报功，三曰举贤，四曰使能，五曰存爱。五者一得于天下，民无不足、无不赡者。五者一物纰缪，民莫得其死。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圣人管理天下先做五件事：管理好家族，报答功臣，举拔贤人，任用能人，不遗漏仁者。这五件事做好了，不需要特别治理民众；五者有一样没有做好，民众就没有好日子过。

　　也就是说，南面而治、无为而治、北辰居其所，都不是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而是天子做天子该做的事。“人道”也就是使人生存之道，南面而治的出发点和目标都是为了使人民生活得更好，使老百姓都能安居乐业。圣人治天下安民的关键不是治民，而是“治亲、报功、举贤、使能、存爱”，这也就是德治的关键，德治不是连官员也不治好、连统治集团各人的亲属也没有管好，就不断地对老百姓今天这个道德要求、明天那个道德要求，这不是德治，这叫扰民。治国安民实际上是治官安民，安民不是治民。为官者不德、“素质”低，却想要老百姓提高道德、提高“素质”，这是很难实现的；为官者守德（礼即法律规章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素质”高了，老百姓自然会仿效，这样，全民的道德素质才能提高。老百姓普遍“素质”低的原因是为官者普遍素质低。

　　“德有六兴：辟田畴，制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发伏利，输滞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薄征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此谓宽其政。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凡此六者，德之兴也。六者既布，则民之所欲，无不得矣。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后听上；听上，然后政可善为也，故曰德不可不兴也。”（《管子·五辅》）也就是说可以从六个方面兴德政：厚生、输财、遗利、宽政、匡急、振穷，如此，则老百姓的愿望都能得以实现，并因此愿意听从统治者的引导，这样，治理国家就很少要用到刑罚而可以“善为”。所以说，统治者兴德，则“民有耻且格”。因而，孔子要求“君子怀德”（4.12），“据于德”（7.6）。

　　如果北辰偏离轨道，结果将如何？“昔者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晏子对曰：‘善哉问也！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睊睊胥谗，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先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孟子·梁惠王下》） “惟君所行”即只做作为“君”应该做的事，也就是“居其所”。如果为政者“师行而粮食，饮食若流，流连荒亡”，则不是“居其所”，而是“虐民”“为诸侯忧”，结果是“饥者弗食，劳者弗息”，老百姓不能安居其所。

　　《管子·戒》也说：“先王之游也，春出，原农事之不本者，谓之游。秋出，补人之不足者，谓之夕。夫师行而粮食其民者，谓之亡。从乐而不反者，谓之荒。先王有游夕之业于人，无亡荒之行于身。” 做领导的出行都是为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如果是走到哪里只是为收集特产、大批陪从吃喝无度，这是扰民、是给民众带来灾难，这样的政权是不能稳固的。

二、孔子的仁政——“去食存信”及“仁甚于水火”本义探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12.7）

　　“去食存信”一直被汉宋以来的儒者理解为孔子要求老百姓宁可饿死也要守信。这还不是吃人的观点吗？但，孔子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如果不是去老百姓的口粮，又是去什么食呢？

　　《礼记·王制》：“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可见，为了防止凶旱水溢，国家必须有储备。这样，遇到灾荒之年，民众也不会挨饿，民众能吃饱，天子才饮食。

　　《周礼·地官》：“遗人，掌邦之委积，以待施惠。乡里之委积，以恤民之艰阨；门关之委积，以养老孤；……县都之委积，以待凶荒。”

　　《礼记·月令》：“季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发仓廪，赐贫穷，振乏绝，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

　　《礼记·曲礼》：“岁凶，年谷不登，君膳不祭肺，马不食谷，驰道不除，祭事不县。大夫不食粱，士饮酒不乐。”

　　《孔子家语·王言解》：“征敛百姓，非以盈府库也。惨怛以补不足，礼节以损有余，多信而寡貌。其礼可守，其言可覆，其迹可履。如饥而食，如渴而饮。民之信之，如寒暑之必验。”

　　《孟子·梁惠王下》：“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

　　也就是说储备是为了救济百姓，而不是为了统治者自己享受，尤其是在灾荒之年，“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所以，“去食”是在灾荒之年去国之积蓄以救济百姓，这样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而不是从老百姓口中夺走粮食让老百姓饿死守节。

　　“铸名器，藏宝财，固民之殄病是待。”（《国语·鲁语上》）铸器物、藏宝财的目的也是为了在灾荒之年用这些器物与别国换粮食救济百姓，而不是为了自己占有。

　　《左传·襄公九年》：“晋侯归，谋所以息民。魏绛请施舍，输积聚以贷。自公以下，苟有积者，尽出之。国无滞积，亦无困人……三驾而楚不能与争。”晋文公上台后施舍国人，国人信服他，所以能战败楚国成为霸主。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郑饥而未及麦，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饩国人粟，户一钟，是以得郑国之民。……宋亦饥，请于平公，出公粟以贷。使大夫皆贷。司城氏贷而不书，为大夫之无者贷。宋无饥人。”郑国和宋国的大夫在饥荒之年救济民众，所以，得到国民的信任。

　　既然有这些规定，孔子为什么还要这样说呢？看看当时的情况：

　　《左传·襄公三十年》：“陈，亡国也，不可与也。聚禾粟，缮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抚其民。”《左传·昭公十九年》：“吾闻抚民者，节用于内，而树德于外，民乐其性，而无寇仇。今宫室无量，民人日骇，劳罢死转，忘寝与食，非抚之也。” 可见，聚禾粟，不抚其民，则失民信，必将失国；去食抚民则得民。

　　“邹与鲁哄。穆公问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孟子对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孟子·梁惠王下》） 这就是“必不得已”时该去食而不去食，老百姓饿死却不开仓发粮，从而失去了民的信任，别国来犯，老百姓也不去战斗。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孟子·梁惠王上》），对于这样的统治者，老百姓还会信任他们吗？“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大学》）

　　《论语·子路篇》：“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孟子·梁惠王上》：“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

　　《管子·牧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孔子、孟子都是要求统治者让利于民，先让老百姓富起来，才能要求他们学忠信礼义，否则，“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孔子的道德仁义礼的要求都是针对从政者，只有从政者按照道德仁义礼做好了，老百姓才能活下去、才能活得好。

　　《管子·乘马数》是讲国家赋税筹划的策略，所以，讲到如何使用积蓄时则更有积极的意义：“人君之守高下，岁藏三分，十年则必有三年之余。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 昏君不管年成、不管时季建台榭，而会筹划的国君则不在年成好的时候劳累百姓。国君储备了粮食，在灾荒之年，老百姓无法播种收获，国君则让这些人来搞建设，建设的目的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在灾荒之年老百姓可以通过劳动获得生活资源。“国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于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禄也。”（《管子·国蓄》）这里是鼓励人靠技能从统治者的积蓄那里获取更多的生活资源。

　　“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谓之信。”（《礼记·经解》）没有等到民众来求就让他们有所得就是信。所以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是说统治者不要怕自己无食会饿死，失去老百姓的信任国家就难以存在，在老百姓需要救济时，应该发仓廪，赐贫穷，振乏绝，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只有这样，百姓才能对统治者有信心。所以说“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统治者有信，是立国的根本，是老百姓得以生存的基础。 “上好信，则民不敢不用情。”（13.4）信都是指统治者对民众的做法是否得到民众的信任。

　　与此相似的还有“仁”与“水火”。

　　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15.35）

　　孔子的这句话被先儒解释为“无水火，不过害人之身，而不仁则失其心”，所以，老百姓宁可饿死，也应该守仁。孔子是这个意思吗？孟子说“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孟子·梁惠王上》）又奚暇治仁哉？

　　首先，我们应当明白，孔子的教育所针对的是统治者以及想要成为统治者的人。“士修身功材，则贤良发；庶人耕农树艺，则财用足。”（《管子·五辅》）修身是对统治集团天子诸侯士大夫等人的要求，孔子所提出的道德仁义礼也都是针对这些人的。对老百姓的要求是“耕农树艺”，使自己“财用足”。

　　这句话里的“民”可以指老百姓，也可以指所有的人，因为“仁”和“水火”对于统治者和老百姓都不可缺少。老百姓需要仁，从哪里来呢？需要统治者施行仁政。统治者施行仁才能保证其统治的延续。正如《国语·周语中》所说：“仁所以保民也，不仁则民不至。”统治者没有民众还能成为统治者吗？

　　两个“水火”，前一“水火”指具体的水火，为“民非水火不生活”的水火；后一“水火”泛指各种利益。“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孟子·尽心上》）既然敲门求水火没有得不到的，则水与火是不至于人为之而死的，所以，人为之而死的后一“水火”并非确指水火，而是比喻各种利益。为了追求利益，如争国、辟土地、争权利，为之而死者，比比皆是，但未有因施行仁政而死的。

　　《孟子·梁惠王上》记孟子对齐宣王说：“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孟子接着说了会有怎样的灾，紧接着说：“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这不正是说统治者若蹈水火（利益）则有灾害，蹈仁则有益吗？

　　老百姓怎么才能仁呢？“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孟子·尽心上》） 可见，老百姓的仁不是饿着肚子得来的，而是统治者施行了仁政，老百姓富裕了，感而化之，就没有不仁的。没有水火尚可叩人之门户而求得，而没有仁政，老百姓就难以活命，所以说，对老百姓来说仁比水火更重要。

　　那么，应该怎样让老百姓享受到仁政呢？——为政要均。

三、政均民安——“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本义探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16.1）

　　现在的白话译本都以为孔子说话不够严谨，而把原文中的“寡”与“贫”换了位置，改成“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又把“均”译为财富均，结果，这句话的意思就变成了大家一块儿过穷日子，从而完全改变了孔子的意思。

　　其实，这里的“寡”是指人少，“均”为政教均平。“不患寡而患不均”是说统治者不要担心人少，政均人和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孟子·梁惠王上》记梁惠王患为什么民不加多，孟子说他是五十步笑百步，怎能“望民之多于邻国也”，然后教他该如何施政，才能使“天下之民至焉”。这正是说统治者不要担心人少，而要担心为政不均。

　　“均”在典籍里并不少见：

　　“其罪惟均，其审克之。”（《尚书·吕邢》）

　　“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尚书·周官》）

　　“秉国之均，四方是维。”（《诗经·小雅·节南山》）《郑笺》：“均，持国政之平。”

　　“我马维骃，六辔既均。”（《小雅·皇皇者华》）《毛传》：“均，调也。”

　　“布德于民，而平均其政事。”（《国语·鲁语上》）

　　“政之不平，君之患也。”（《孔子家语·王言解》）

　　“政均则民无怨。”（《孔子家语·入官》）

　　“均五教。”（《孔子家语·执辔》）

　　“贵者不重，贱者不虚，示均也。惠均则政行，政行则事成，事成则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为政者如此。故曰见政事之均焉。”（《礼记·祭统》）

　　以上这些“均”都是讲统治者为政要均。“我马维骃，六辔既均。”（《小雅·皇皇者华》）马的六根缰绳不可能是用力相等，而是要用力平衡。 同样，“不患寡而患不均”之“均”并非为财富相等之意，而是指持政要均衡。“政之不平，君之患也”（《孔子家语·王言解》），这里的“平”跟“均”是同一个意思。

　　再看看当时统治者怎样患贫。“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12.9） 这是鲁哀公患贫。统治者都担心财富不足以让自己奢侈挥霍，因而，贪得无厌，横征暴敛，或以武力扩土地掠财富夺民众，如此，怎么能安？

　　“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公曰：‘为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敦礼教，远罪疾，则民寿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国贫矣。’孔子曰：‘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贫者也。’”（《孔子家语·贤君》）

　　这段话是孔子教鲁哀公不要担心自己贫，应当考虑如何富民安民，只有民富了，为政者才不会贫。而短视的为政者看不出这一利害关系，只顾聚敛谋眼前利益，与民争利，结果是民贫国亏虚。统治者横征暴敛，老百姓无法生活，国家怎么能安呢？ 就好像一个寓言故事讲的，北风和太阳比谁能让人把衣服脱下来。北风使劲地吹，想把人的衣服吹下来，但它吹得越使劲，人却把衣服裹得越紧。太阳呢，它开始用温暖的阳光照耀在人身上，人开始一件一件地把衣服脱掉。统治者越是想办法要把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掏出来，老百姓就越舍不得掏。只有像太阳一样，让民众得到充分的好处，不再为寒冷、不再为生活担忧，民众自然就舍得花钱了，国家也就富裕了。

　　“均无贫”不是现在的译本所谓“财富平均，便无所谓贫穷”，而是指施政均则民各得其所，所以不会贫。民不贫，则统治者也不贫，正如冉有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施政均就是不能让政策倾向于强势者和富人，而应使老百姓可以在政策范围内各得其利。如果施政不均，让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身上，老百姓没有获利的环境和空间，就会出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孟子·梁惠王上》） 老百姓如此，国家还能富裕吗？所以说“布政有均，民足于产，则国家丰矣。”（《管子·君臣》）说的正是布政均则民有充足的利益，民足则国富。

　　“和无寡”也不是现在的译本所说“不会觉得人少”，“无寡”也不是感觉上的，而是因为施行了仁政，人民富裕了，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是真正的无寡。“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管子·牧民》）既均而富，则上下和，故远者来而无寡，如此则国家安宁，又怎么会有倾覆的危险呢？自然是“安无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