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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审读与剖析《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一文，罗振玉就如何建设京师图书馆提出了合理化建议，并表明其图书馆思想：以京师图书馆创建为开风气之先，以点带面、循序渐进；精心甄选、科学考察适宜设馆的地址建筑图书馆；确保图书馆开办及运营的经费得到保障与落实；以政府赠送和统治阶层赏赐书籍的方式为立馆之肇基；开通畅达民间献书之途，鼓励广大民众踊跃捐赠；徵取蒐集各省志书及古今金石刻（本）；设置专门的誊写官和安排专业的抄录者；采访、引介外国优质图书，以期为我所用。

　　【关 键 词】罗振玉；京师创设图书馆；图书馆思想；建议

　　【作者简介】施欣（1984-），男，江西宜春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史。通信地址：湖南长沙市岳麓区麓山南路36号湖南师范大学二里半校区专家楼106室，邮编:410081。联系方式：15608429660。

引言

　　罗振玉（1866－1940），清末民初人，字式如、叔蕴、叔言，号雪堂，今江苏淮安人（祖籍浙江上虞县永丰乡），晚号贞松老人、松翁，是中国近代农学家、考古学家、金石学家、敦煌学家、校勘学家、古文字学家等，是中国近代农学的开拓者和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是一位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熏陶和具备近代知识与眼光的知识分子。他对中国的科学文化及学术研究的贡献颇大[1]，一生著述颇丰。由于带有强烈的“忠君爱国”等封建余毒思想和旧式文人“学优则仕”的深深烙印，他曾一度出任溥仪的伪满洲国监察院院长，有过一段非常不光彩、甚至是耻辱的历史。

　　罗振玉认为，近代化图书馆在历史承传和文化建设方面的作用极其巨大、影响相当深远：一方面，通过构建与普及现代图书馆，可以保存、赓续和发扬国家的文化遗产与民族的历史“国粹”，如卷帙浩繁的经史子集等文库及其浓缩、衍生与流传的百家学术思想，又如仁义礼智信等儒家学说、道德观念及伦理思想；另外一方面，作为知识才学的“聚宝盆”和学说智识的“大宝库”，近代化图书馆还可以增进国民的世界眼光、培养公民的国家意识、开拓民众的现代化视域，并将世界发展潮流、先进科学技术灌输于国内、浸渍于民心。所以，朝廷没有理由不高度重视的图书馆这一浩大文化工程和持久社会教育工作，统治阶级也没有理由不把复兴和重振已然落魄、窳败的近代图书馆事业作为头等大事来对待。就当时而言，这些见解与看法是相当具有远见卓识的。只不过忙得“焦头烂额”、打得“疲于应付”晚清统治集团，或是觉得有心无力，或是认为微不足道，他们对此似乎不太以为然。以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的图书馆事业不仅不属先进、反而严重滞后于世界图书馆发展大势——尽管，我国古代藏书楼遍布、藏书量宏大，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而想要改变落后面貌、迎头赶上，清王朝首先在思想上得重视起来，并且非得下一番苦功夫不可；图书馆界同人，也应该责无旁贷地担负起这样的天职。

　　罗氏还主张，若要将上述两者（存续国粹、户牖民智）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期兼而有之、大而化之，其一举两得的方法或手段，就是如同泰西（欧美）各邦那样“莫如广设图书馆”，亦即：大力兴建如西方社会那般的近代化图书馆。罗振玉不单阐明了图书馆巨大社会功用与残酷现实之间的落差，而且还指出了举国实现图书馆现代化的途径与进路。罗氏设想的实现路径，与维新变法的施行通道如出一辙——走一条从上而下的路线，以朝廷的权威、高层的政治力量强行实行、逐级推广，配以国家的财力支持。也就是说，先从“系天下视听”的京师率先做起（一来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二来可以营造浓郁氛围），以“首善之区”、“九重之地”为模板和榜样，进而推广、遍布全国“通都大邑”甚或穷乡僻壤，不仅可以“以点带面”、而且还能“举一反多”，最终达到“一举而二善备者”和“纲举目张”的目的。为达此鹄地与宏愿，作者以调查访问为基础并结合当时实际情况，就“京师率先创设图书馆”进行了缜密思索与周详构设，具体实施办法和步骤如下：

一、以京师图书馆创建为开风气之先，以点带面、循序渐进

　　现代图书馆的设立与兴建，“所以保存国粹，造就通才，以备硕学专家研究学艺、学生士人检阅考证之用，以广征博采、供人浏览为宗旨”[2]，其意义不可谓不隆盛、其价值不可谓不显著。罗振玉剀切指陈，“方今欧美、英日、德意各邦，图书馆之增设，与文明之进步相追逐”[3]。彼时，处于上升时期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创建多种多样的图书馆（公立、私立并举，城市、乡村同办），争先恐后地兴立起大量的普遍的现代化图书馆，使得图书馆事业风生水起、与日俱兴，乃至于成为一个国家文化水准的表征和文明程度的标志。各国业已充分认识到图书馆对于现代文明的辐射与助推作用，把图书馆、博物馆、报馆等作为头等重要的事业经营，它们大量搜集有益实用书籍、大力传播科学技术文明，以图书馆事业作为开启民智、导引民众的“南车”与“指针”，视图书馆为近代文明的“标识”、国民素养的参照。反观中国则不然，举国上下对此浩浩大势“尚阗然无闻焉”，不仅普通大众不知世界范围内新闻出版、图书文博事业均已勃兴，甚至统治阶级内部和封建士大夫对此亦无动于衷、茫然无知，浑然不知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已然全面落后于西方列强，之前遥遥领先的文明古国却落在了“蕞尔小邦”的“蛮夷”之后。面对这样的情势，他痛心疾首地呼吁：中国如再不奋起直追，差距将不能以道理计。

　　京师图书馆的创建意义非凡，意味着“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完成了从藏书楼到近代图书馆的艰难演变历程”、“是自维新变法以来向西方学习、宣传西方图书馆观念的结果”[4]；同时，也标志着我国图书馆业自此迈入近代化发展程途。之所以建设京师图书馆的先驱作用如此明显、功能如此强大、影响如此深刻，是因为“图书馆为学之渊薮，京师尤系天下视听，规模必求宏远，搜罗必极精详，庶足以供多士之研求，昭同文之盛洽”[5]。而要想从无到有、自小成大、由弱变强地构建起覆盖全国范围的图书馆“大系统”，罗振玉论扬道：首先要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差距，有一种知耻而后勇的决心与毅力；其次要分步骤、按计划实施，构建起囊括全国的“大图书馆”体系。尤其是国力不振、国民蒙昧、民族衰微、外族觊觎的清末，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也不能妄想一步到位或数日之功，必须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进行；然后，要在参考西方列强先进的图书馆理念的前提下，在科学谋划、周密部署的基础上，一步一个脚印地予以落实和实行，强调的是执行力。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必须坚持“亟应由学部倡率”的原则，以朝廷的政治力量强势推行、经济扶助辅之以行。此外，还须“先规画京师之图书馆”，即以京师大学堂为“样板”推而广之、逐级覆盖。质言之，以京师为“龙头”和“牛鼻子”，一方面起到模范带头的作用；另一方面则可以此为蓝本，顺势推广到各省各地。实际上，随着京师图书馆的拔地而起，各地方图书馆积极仿效、继而起之，呈现出一派“清末京师图书馆创建之后，各省县图书馆相继成立”[6]的可喜局面，基本上算是达到了引领和促进的预设目标与预期效验，极大地改变了过去“国内除一些藏书楼外，公开供人们阅览的图书馆为数不多”[7]的衰微、滞后的旧貌。

二、精心甄选、科学考察适宜设馆的地址建筑图书馆

　　图书馆的选址看似小事其实不小、想来简单其实不易，它既是基础性的工作，又是前期必须充分考量、狠抓落实的工作。因其事关全局、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绝不能敷衍塞责、马虎了事，而应考虑周全、谋划长远，使之既契合文化教育布局、又符合图书馆实际，且具有一定世界眼光。总体来说，图书馆基址宜建于：1、交通便捷、往来方便、消息汇集之地，便于信息的收集和传输、书籍的整理和修缮。不能闭塞，不能淤阻，或躲在角落孤芳自赏，或偏安一隅默默无闻。这些都不能称其为现代图书馆，或曰不具备现代图书馆之资格，而只能停留在古代士夫“读书洞”、“藏书阁”阶段，这与步入文明时期的现代化图书馆格格不入；2、择地应远离城市中心地带和闹市贸易区域，以便隔离世事尘嚣和避免众生喧哗，但也不能过于偏远蔽塞。既不主张身处纷缠繁扰之所、也不建议设于太多偏僻之地，最好折衷而处。总的来说，图书馆还是要充分考虑环境的优美、景色的悦目，因为清静幽雅、景致怡人之地最适合读书习文，求知或自修的效果最佳；

　　3、不易罹患火灾之处。图书典籍是易燃物，再一旦失火后果不堪设想，精美绝伦的画卷、再盖世无双的卷轴，一旦遭遇大火变顷刻化为虚无。为避免书籍等印刷品（古代竹简、木版、龟甲等同样是易燃品）因火灾而毁于一旦，不与木质结构连片的民房等房屋群搭界，力争靠近取水点（如接近水井处，但切忌过于靠近河床、水流和地势低洼处，以防被洪水倒灌淹浸）、平时注意储备一定量的消防用水（如大水缸），亦可与救火（消防）队近邻。

　　4、规模宜宏大气派，藏书应丰富翔实。建筑应尽量若干年不落后，策划应有一定的超前意识。无妨按照欧美图书馆的最新体例，一般建设图书馆约需用地四十至五十畝，并且还要预留若干亩土地备用，以备将来发达之后推广或扩充，是为图书馆留有余地。

　　5、建筑式样应取东西方两者之长、规避各自之短，既保留传统因素、又包含现代元素在内，以中西合璧、古今结合为佳。循此，宜在调查各国现有规模较大图书馆的成式、范例的基础上，大胆仿照借鉴和积极创新突破，以扬长避短、或曰取长补短为总方针。此外，还必须强调注意防盗（贼人觊觎）、防虫（蠹虫啃噬）、防水（水患浸渍）、防震（地震崩塌）、防霉（梅雨时节潮湿、霉害）。

三、确保图书馆开办及运营的经费得到保障与落实

　　经费（包括采购、扩建、奖惩、行政办公、工资福利以及日常运作），是“筹建新的图书馆、建立图书馆网络、开展和维持图书馆日常活动的基本条件。”[8]我国图书馆属于公益性国民事业，其经费恰如博物馆、学校、公园等一样，主要依赖国家与地方政府财政的预算拨款、社会力量的捐赠、图书馆自身的创收等。[9]图书馆属于大众文化事业和社会公益部门，一般不会对外营业（即便有一定的私营收益，也无法弥补图书馆较大的日常开销），鲜有其他行政性、罚没性经济收入及其他费用来源。所以，图书馆创收“力度“相当有限，其“喂养”主要依靠政府拨款或少量私人捐资，往往被人们视为“清水衙门”。一般来说，图书馆经费的来源为五大渠道：1．由国家或地方财政预算拨款；2．由政府资助或临时拨款；3．单位为所属图书馆从本单位预算中拨款；4．社会捐助；5．自筹资金。[10]由于清季民初中央及各省政府财力非常有限，使得用于图书馆建设、管理与运营、扩大的各项费用往往捉襟见肘，除了一些国家层面创设的藏书楼、藏书阁和公办大学堂创建的图书馆、图书室以外，相当一部分小型图书馆、阅览室难以为继。加上帝国主义的剥削、工商业的败落、民生的凋敝，更使图书馆的兴起每多掣肘。因此，经费保障是图书馆建设的头等大事，对于发展图书馆事业来说，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可以说，任何时候和情况下都要把用于图书馆建设与发展的经费问题放在首位（如确保图书馆管理人员工资足额发放，图书馆维修扩建经费到位，购买、引进和抢修图书资金充足，发掘、修葺和研究古籍的资金充裕）。有了经费的保障，由此注入图书馆发展壮大的不竭动力。就罗振玉所处时代而言，兴办和维持图书馆的经费“至少之数约须一百万金”，一时难以凑齐，不妨分步进行。为此，他建议道：“分三期筹备之，每三年为一期，九年而全部告成”[11]。这样化整为零、将任务分解下去，看起来庞大的经费数目瞬间减轻了许多，而“每三年中筹三十三四万金，并建筑及购书共计之，度支虽奇绌，尚不至难辨也”[12]。不过，也不能因之盲目乐观，即便是每年一、二十万金的筹措也实属不容易，毕竟就国家财困民乏、自身几无财力的图书馆来说，难度依旧大。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择地建筑和购买书刊必须展开调查和进行研究，绝不是“拍脑袋”的决策、“想当然”的行为。尽管，这样做既须时日、又费心思，但唯有如此，才能保证选择的正确和购买的准确。因为，择地建筑馆舍，对于图书馆未来至关重要；而购买到有收藏价值的书籍，则奠定了图书馆发展的基础。其实，建筑图书馆与蒐集书刊，本来就需要通盘考虑、详细计划，需从长计议、集思广益，向来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历来就不是轻易办到的事。图书馆，是一门专业技术很强的专门学问；图书馆建设，是一项技术含量较高的科学实践，其兴办与创设“非旦暮间所能克办”。图书馆甫立，万事待举，此时须朝廷及主政者给予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鼎力扶持，如此则“事几之决，不可缓矣”。罗振玉耿耿于怀的仍为费用的保证，再三强调的仍是经费的充足。反过来看，亦可证资金不足是当时制约图书馆事业的主因。

四、以政府赠送和统治阶层赏赐书籍的方式为立馆之肇基

　　政府或统治者通过拨付、转移或赠与的方式，可以迅速地扶植图书馆的藏书数目，给尚处“襁褓”期的孱弱的图书馆注入富于营养的“乳汁”。实际上，图书馆的藏书量需要一定的历史积累，是一个长期积攒和逐步蓄积的过程。而新建图书馆的书目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这个过程要更长久，付出的努力也更多。走政府上层路线，无疑是一个高效的路子。正因为藏书规模的增长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就好比是一池子的水，必须源源不断地倾注才能使之慢慢蓄满，而倾入这“第一桶水”尤为关键。因而，图书馆筹备之始，必须先由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包括政治高层）予以不遗余力的扶助，通过赠送、调拨、转移等诸多方式收集、储存大量书籍于新建图书馆，以此为新馆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积淀坚实的“镇馆”资本。可以说，政府的政策倾斜和行政行为，为早期尚处薄弱的图书馆事业铺就了厚实的“铺路石”，使其不是“白手起家”而初始便有一定“家底”。历史事实确为“除去历史文献和档案，内阁藏书在清末被移出宫外，成为日后京师图书馆建馆之初的藏书基础。”[13]可见，通过政府赠送和统治阶层赏赐足够量、足够好的书籍的方式，是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办法，不仅打开图书馆业的良好开局，亦可以之为立馆之基、兴馆之资。站在罗氏的视角看，他深以为然的是：朝廷必须在图书馆构建上 “给力”、在旁搜博采上出力及在物力、人力、财力上给予充分保障，才能达“为全国儒林冠冕，以存国粹而惠士林”[14]之目的。

　　顺便提及，朝廷恩赐与上层赠予的图书大致范围为：本国著作，占大部分；外国论著，占小部分。[15]对于本国之书，“宜奏请颁赐库藏，以为之基”。经罗振玉的初步了解和掌握，“查从前颁赐之库书，在南中诸省，半付劫灰。而奉天、热河之赐书，均尚完好。又当日四库存目之书，亦尚存大内，中多善本”[16]，上述尚存的各种各类书籍，宜尽快予以收藏与保护起来，有的书卷还需要进行“发掘性”、“即时性”的保护与研究。对于外国之书，如总理衙门（外务部）等处所存外国书籍，数目不少，价值亦多，也须一并储藏于图书馆，由专人看管护理，并选派精通西洋文字和西国文化之人予以及时翻译和详细研究，以之为我国之资鉴。特别地，武英殿及钦天监所藏明代以来的书版（涉及天文、历法、算学、格致等领域，是利玛窦等早期来华传教士传入中土的著述），亦应同归特设的图书馆保存储藏，以便日后随时缮修、精研，并广为传布，俾众所周知。此外，如钦定《图书集成》、翰林院所存《永乐大典》等大型丛书，立刻着手将“尚未烬余”（残缺或余留）各书以及累朝方略之类可资镜鉴的有重大历史价值和参考意义的书刊，经有关部门或官员及时奏请朝廷、以便尽早颁赐图书馆存储，抢救性地保留下本已遭受浩劫（“八国联军”入侵等造成）、残破难全的珍贵图书枕藉，指派专人予以考镜精研。

五、开通畅达民间献书之途，鼓励广大民众踊跃捐赠

　　清代之前，老旧的传统的各式书库、书房，大率采储于民间、受捐于士绅、得赠于大贾。或者说，其主体大多数来源于民间的收集与储备。就当时的情势而言，民间的渠道已经足够了。但是，海禁大开、世界大通的数十年以来，新的著作（包括海外译著）不断涌出、新的书刊（报刊、杂志、小册子，含宗教性质的书刊）时有耳闻、新的杂志纷繁众多。加上物质技术的进步和欧风美雨的浸润，以书报为典型的近代印刷出版事业有了日新月异的飙升式的发展，如果还因循守旧、抱残守缺地用老办法、走老路子充实图书馆，恐怕难以达其巩固之目的，还必然导致大量书籍的遗漏，图书馆的书目收藏难以详尽、齐全。图书馆的藏品自民间的供献从未间断，虽说数量、种类、品相、完整程度均不错，然而，仍有不少古籍、刻本、特刊、书画、铭文等却散落于全国各地，保存在海内外藏书家之手（有的已经被外国汉学家通过欺骗、盗窃等方式掠走），他们秘不示人、深藏于己，或用于收藏，或用于研究，或用于转卖，绝不会主动向有关部门“进呈”，导致“朝廷不知者亦不少”，造成一些弥足珍贵的书籍在事实上的流失或淹没。所以，很多珍稀的书刊未列入图书馆收集储存与有效管理的范围之内，没有经过政府统计、正规普查和官方验证的有很多。

　　此外，因个人藏书较官方藏书而论，存在许多弊端与劣势，比如财力有限、人力不足、专业程度低，保存条件差等，很容易造成一些价值极高的书目在私人收藏或辗转买卖的过程中丢失或散佚。罗振玉考察既往图书事业之后，唯恐珍贵图本“流落民间”，将来很可能被遗失或散佚。特别是经历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等政治事件之后，致使“方今东南藏书家，所藏大半散失”[17]，这些文化精品、民族国粹的消亡殊令痛惜。为此，他忧心忡忡，寝食难安，呼吁朝廷立即重视起来并马上采取实际行动。他还例举了几个实例：“然如聊城之杨、归安之陆，则均完好无缺。杨氏后裔珍重保守，而艰于嗣续；陆氏则曾登广告于报纸，言有造藏书楼者，愿尽捐其所藏。”[18]有的私人藏书者虽然很珍视祖辈流传下来的书籍，但限于自家力量或条件，难以继续下去，与其破败在自己手中不如捐助给国家；有的藏书者思想较为开明，认为所藏书籍不能视为一己之私，如果放置在专门的藏书楼，一则有专人保护、二则能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同样愿意捐出。

　　经历了晚近一系列社会动荡之后，一方面，私人藏书家为了让所收藏之书籍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不至断送在他们手里，愿意将所藏之书献出，但是朝廷应该给予奖掖，鼓励他们下决心将自家的藏书捐献出来[19]。罗振玉强烈建议说：“今宜援照旧例徵取，而奖之亦如旧例”；另一方面，对于私人藏书者历经磨砺保留下来的贵重图书，可谓弥足珍贵，要全力保护好这批私人献书。其中，对保存完好的书刊应予以妥善处理，对残缺破损的书籍应指派专人维修。并且，宜多造“复本”，一则可广为传播流布，二则保留下赓续的底本。按照这一设想，仅仅收集江南杨、陆两大藏书家之书便蔚为大观了。私人藏书收归图书馆之后，再以这批人为榜样，进行适当的宣扬与奖掖，促使其他私人藏书者能照例一应贡献，则国立之图书馆的仓储量短时期内可以骤升。政府的褒扬与奖励可号召和带动更多私人藏书家捐赠书籍，这是徵蒐遗书的绝好机会，断不可坐失良机。长此以往，京师图书馆的收书数量定会大增。一旦图书量扩容，将所搜罗的书刊、金石刻、卷轴等迅速、安全、妥善地安放于新建馆址内，设置专门的收藏室予以分门别类的储藏，则善莫大焉。倘能如此，不愁书籍不广、名目不多、涉猎不博。由于倡导和鼓吹民间资助或捐赠，因得之匪易，哪怕断简残篇亦珍如拱璧，终使“各方捐赠为图书之根本源”[20]。

六、徵取、蒐集各省志书及古今刻石（摹本）

　　志书，是官修作品、一方信史，不同于任何私人著作。[21]志书的写作，体例上有着独特的要求，质量上有着严格的标准，语言文字上同样有着严谨的规范。它是我国延续两千多年的优良文化传统与长期写史习俗，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事业和国家文化宝库中的奇葩，是政府管理和发展文化事业重要职责；与此同时，它也是正史的有益补充，“可备为政为学之参考，故得留传千古”[22]。因此，历朝历代都把修志者视为一种官职、修志活动作为一种官责。并且，颁布政令对修志及编纂工作进行统一部署和规范，使之成为官修历史学（正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避免了“时移世易，彼琅环插架之书既多毁灭，轴签编目之录亦鲜留传”[23]的后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衡量地方文化的发达与否，方志的编修及其成绩，是一个重要标准。”[24]方志有存史、教化、资政等社会功能与政治目的，故历来深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修志成为地方文化事业一个标志。……但修志须财力支持，故志书多少，间隔时间长短，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关。”[25]它体现出各省（地方）对名人、文物和史料的收集、保存与撰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论是文献整理或是实物收存，在中国大地上均是一直延续、从未或断的文史传统。而各省志书，是各地方历史、地理、人物、事件等历史资料的汇总，亟须裒集。那么，宜由中央政府下文咨行各省，将浩如烟海的志书予以集中徵取、统一储藏（同时，各省官书局之刻本亦应一并徵取）。至于，古代金（石）刻等价值颇高、极为宝贵的文物古籍[26]，仍宜仿效通志馆已有的成例，命令各省进呈中央图书馆，这样做的目的有二：一是使各省（包括府、县）志书得以妥善保存、嗣续流传，不使毁坏、流失或湮没；二是利于选派专人进行精研，彰显其史料与资鉴价值。

七、设置专门的誊写官和安排专业的抄录者

　　作为现代化图书馆，京师图书馆内设机构、人员设置、规章制度等亟待完善，除馆长主持全馆事务、馆员处理日常事宜，其他如看护（保卫）、修缮、资讯、通联、值守、办理等管理或服务人员也要一应齐备。另外，馆中还宜置“写官”一职，即设立专门的誊写人员“队伍”，使之成为开展业务的“主力军”，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大凡民间珍异之书、而私藏者却不愿献纳者，可先令写官到其场所或地方专司“移写”，经过认真誊写、核对清楚之后，将原本“完璧归赵”，带“手写版”、“抄录本”回馆。回馆之后，要接着进行修补、装订等后续工作，并抓紧时间钻研。对于一些史料，应给予考证；对于某些记载，应予以考订。那么，这批“写官”来源或构成，以及该如何配备与选用，可从各省士子里面文学造诣较深、古文功底较强、综合素质较优者考选，以遴选并充实到“写官”队伍中去。作为图书馆聘用人员，该批专业“抄写员”除了和普通馆员一样使用与晋升外，还有如下特点：关于待遇，和各部门“书记员”等同，其有年劳者之奖励亦如之；关于职数，不能预定，一般约为二、三十人，可视具体情况调整。

八、采访、引介外国优质图书，以期为我中华所用

　　关于外国书籍，应该一分为二看待，既有精华、亦含糟粕。对于优质上乘的外国书刊，理所当然应该大力引进；对于劣质粗陋的外国书刊，坚决予以屏除与摒弃。清季以来，洋务运动的轰轰烈烈展开，外国思潮的持续涌入，使得我国新闻出版与信息传播事业得到迅猛进展。由于大量外国人（尤以传教士为著）来华办报创刊，从外国绍介和繙繶过来的图书太多过杂，以至于鱼龙混目、泥沙俱下。因此，要警惕过度宣扬殖民主义、极端宗教主义等书报的不良影响，要弘扬推介西方科学技术、鼓吹近代文明优秀成果的书报。鉴于外国图书林林总总、过于繁賾，图书馆在采购时不可能面面俱到、全部搜罗，要注重轻重缓急、要讲究一定策略。也就是说，宜先择最新出、最重要、最有价值的购买进来（外籍的采备，往往要动用国帑或金银外汇储备，须国家雄厚的财力撑持）。考虑到“用最省的钱办最优的事”的出发点，坚持“好钢用在刀刃上”的原则，采购外国图书应该遵循以下做法：首先，由京师图书馆专门派出会外语、能交涉、懂西方文化的“图书采访专员”进行国外书报专项调查，多方听取和吸纳知识界、学术界、教育界和图书馆界各方面的意见并进行综合考量（遇有不熟悉、生疏学科或领域多向专门学家咨访），择取到真正好书；其次，充分研究后，由调查员写成“应购书目一览表”（用列表形式将购买方式、进货途径、书籍简介等附后），即可依据该目录逐步购买；第三，初步成功之后，则以该目录为滥觞，以后逐年增置补充（或剔除、淘汰），以期采购外籍书单的科学和完备。

　　此外，罗振玉还论及到图书馆的监守之法（管理制度）、借阅之例（借阅章程）、设官之数（内设机构及人员设置）、度支制度（财务及经费章程）等具体问题。他强调说，上述诸法均应在进行了充分和翔实的先期调查之后，并参考泰西各国先进图书馆已有的成规，循例参酌而博采之、审慎之、借用之、参酌之，则规制与条例可以日臻完善。由此，图书馆业何愁不兴旺。他满怀希冀地预言道：如是则二十年后，我国之图书馆，或稍有可观乎！

　　作为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共图书馆，京师图书馆的创建与嬗演，是现代图书馆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两千年封建藏书楼时代的结束、资产阶级图书馆事业的开始”[27]，因而对于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史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罗振玉以超迈的识见、透辟的观察、缜密的思维，就京师图书馆的创设及未来发展愿景，发表了独到且深刻的见解与观点，对于我国图书馆事业的繁兴与现代图书馆体系的构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有人中肯评价说，罗振玉（时任学部参事）创设图书馆的构想“要具体生动、切实可行得多”[28]。综观罗振玉清末创立图书馆的思考与建议，他始终倡言政府应予以高度重视，极力倡议兴办现代图书馆事业，倡导大举培养图书馆人才，其图书馆思想及其实践，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无疑是具有远见卓识的。考鉴罗振玉创设京师图书馆并由此建构全国图书馆大系统的构思，在清季民初诸事灰颓的历史背景下却带有一定超前性、前瞻性和整体性、科学性。毋庸置疑，罗振玉丰赡的图书馆思想及构设图书馆的精心擘画，不仅对当时的图书馆界起到了观念点拨与现实助推的作用，而且是推进当代图书馆建设事业和弘扬图书馆学术思想的有益镜鉴。

注释：

[1]例如，他开拓了中国的现代农学、保存了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研究与传播了金文甲骨文、整理修缮了敦煌文卷、考究了汉晋木简。终其一生，共刊印著作180多种、校刊书籍640余种，其他各类文章则更加丰富。

[2]任继愈主编.中国藏书楼【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1567.

[3]罗振玉.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转引自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史与近代图书馆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82：123-124.

[4]李琛著.高校图书馆教育功能理论与实务【M】.合肥：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6.

[5]何晓明著.中华文化事典【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1126.

[6]图书编辑组.目录学研究资料汇辑·目录学基础理论【M】.武汉：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编印，1979：109.

[7]上海市卢湾区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编.卢湾史话·第7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201.

[8]王海涛主编.图书馆采访工作规范与采访工作人员行为准则（上）【M】.北京：中国知识出版社，2007：198.

[9]贾彩莲，孔维维著.图书馆危机管理【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4：51.

[10]付立宏，袁琳主编.图书馆管理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344.

[11]罗振玉.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转引自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史与近代图书馆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82：123-124.

[12]罗振玉.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转引自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史与近代图书馆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82：123-124.

[13]中国典籍与文化编辑部编辑.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中国典籍与文化【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321.

[14]何晓明著.中华文化事典【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1126.

[15]一般而言，图书馆的书籍可以划分为二大部分，一为本国，二为外国。前者，即本国人、本国文字所写就之书籍；后者，即外国人、外文著述的书刊，以及经由翻译而成的译著。其实，还应包括少数民族著论。

[16]罗振玉.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转引自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史与近代图书馆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82：123-124.

[17]罗振玉.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转引自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史与近代图书馆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82：123-124.

[18]罗振玉.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转引自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史与近代图书馆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82：123-124.

[19]对此，罗振玉详细论析说：对于自愿献出图书的私人藏书者，应该由政府出面，以官方的名义予以颁发荣誉、破格提拔物质或精神上的奖励，以起到宣教与激励的作用：一是表彰和揄扬他们“孝思不匮之心”，二是使珍贵古籍得以保全，亦不至散失；三是褒奖之后，更可招致其他藏书家，其他藏书家可以循例而行。

[20]王恩德主编.东北大学图书馆建馆九十周年纪念集【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13：156.

[21]刘志安著.方志纂修·长寿一二轮修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20.

[22]姚名达著.中国目录学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4：150.

[23]姚名达著.中国目录学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4：150.

[24]周勇主编.重庆通史（第一册）【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4：540.

[25]司徒尚纪著.雷州文化概论【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114.

[26]所谓“书契之用，自刻画始”，中国文字“书画同源”，书写材料多样丰富。其中，金石、甲骨、竹木则为古代三种重要的书写材料和方式（此外还有丝帛绢等材料），它的好处是能够长久保存、传于后世。 金石刻，指的是刻在金石器物上的图像及文字的通称，例如钟鼎文、铜铭文、勒石铭文。金，主要指钟鼎彝器；石，主要指碑碣简牍之属。就金石刻的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而言，秦汉以前者，大有裨于古文学、文字学、书法学；秦汉以后者，亦大有裨于历史学、收藏学、文物学。明清以来，专门研究金石刻及古董文物的人越来越多，使之逐渐形成一门大的学问——金石学，它与考古学、考据学、鉴宝学等有密切的关系。

[27]程磊.罗振玉与京师图书馆的创建【J】.赣图通讯，1983（3）：47.

[28]翟志宏.学部与京师图书馆创建【J】.高校图书馆工作，201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