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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传统文人，历来以匡扶正义、安稳社稷为己任，这就是所谓的“治国、平天下”。他们身上具有“不媚权、不媚俗”的风骨，让人看到了真正的大家风范。

　　历史学家傅斯年，在抗战开始后，当上了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先把贪污腐败的孔祥熙赶下台，抗战胜利后，写了篇文章，把另一个贪污的行政院长宋子文也赶下台。事过之后，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上说了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他说：“我意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分无惭于前贤典型。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持纲常也。”

　　这几句话，最能体现傅斯年的风骨，该说的话就要说，该做的事就要做，一定要对国家负责，对社会负责。

　　当代理学家马一浮，也是一个有风骨的文人。孔祥熙的母亲去世，孔派人找到马一浮，请马替其母亲写一篇歌颂功德的墓志铭。马一浮客气地回绝：“老朽已经年迈，久不执笔写文章了，请回复孔部长，恕难从命。”来人怏怏而归。

　　祥熙并不死心，再派人向马一浮请求，并许以黄金若干两为酬劳。这次，马一浮听说是金钱交易，顿时从椅子上站起来，冷冷地说：“我虽一介寒儒，但从不为五斗米折腰，你请回吧！”来人只得悻悻而返。

　　历史学家陈寅恪，不为金钱撼动自己的风骨。1941年由昆明西南联大应邀去欧洲讲学，途径香港遭遇太平洋战事，日方和汉奸陈璧君都来逼迫他投敌，日伪组织还曾以40万港币诱引他主持“东亚文化协会”，替日伪审定中小学教科书等。陈寅恪一概严辞拒绝。而当时他身上连离开香港的旅费都没有。历经艰险回到西南联大，物价飞涨，教授们的月薪还不够糊口，但他却写出了最高水平的学术论著。

　　哲学家梁漱溟，在白色恐怖面前，不畏强暴，表现出崇高的风骨。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后，梁漱溟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痛斥：“特务们，你们还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93岁高龄应邀授课，梁漱溟坚持站着讲不落座，在校方再三恳请下，他朗声口诵梁启超名言：“学者就应该死在讲台上！”其动人风骨，令全场学子掌声如潮。

　　翻译家傅雷，没有工资靠稿费生活，译著不能出版就断了生活来源，出版社感念傅雷的艰难处境欲出版他的译著，但碍于“右派”帽子提出要他改名。傅雷一口拒绝，说：“译著署个什么名字，本来无所谓。可是，因为我成了右派，要我改名，我不干！”宁可不出书，坚决不改名。后来宣布给他摘帽，一向“顶真”和不妥协进击精神的傅雷竟不予理睬！

　　那时的大师，有知识，也更有情趣；有性格，也更讲人格和品格；教学相长，倾力爱护学生；不独守三尺讲台，更在广阔的社会舞台上，展示文人独特的风骨。他们身上所具有的那种儒雅、学养、对自我的克制，以及对社会的奉献，应该千秋万代绵延下去。因此，文人风骨是不可丢的！

【国学时代，时代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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