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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大儒俞樾在《春在堂随笔》中曾对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有过比较精辟的评价。其言曰：

　　纪文达公尝言：《聊斋志异》一书，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先君子亦云：蒲留仙，才人也。其所藻缋，未脱唐、宋小说窠臼。若纪文达《阅微草堂五种》，专为劝惩起见，叙事简，说理透，不屑于描头画角，非留仙所及。余著《右台仙馆笔记》，以《阅微》为法，而不袭《聊斋》笔意，秉先君子之训也。然《聊斋》藻缋，不失为古艳，后之继《聊斋》而作者，则俗艳而已。甚或庸恶不堪入目，犹自诩为步武《聊斋》，何留仙之不幸也！

　　俞樾在评价《聊斋志羿》时，无形中参考了纪昀与“先君子”（先祖父）对《聊斋志异》的意见。纪昀认为《聊斋》是“才子之笔”，而非“著书者之笔”，强调的是《聊斋志异》中体现出作者的才气与灵性。不过，纪昀对《聊斋》评价并不高，因为他认为《聊斋》存在两个明显的缺点：一是体例太杂，传奇与志怪杂糅在一起；二是描写太详，虚构的部分过于明显，违反了生活的真实性。俞樾的先祖父对《聊斋》的评价更低，虽然承认作者的才气，但并不肯定作者的“藻缋”（即藻绘，文辞或文采），认为未脱唐宋小说的毛病。

　　俞樾在评价《聊斋》时无疑受到纪昀与“先君子”的影响。他推崇的是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因为它“专为劝惩起见，叙事简，说理透”。不过，对于先祖父批评《聊斋》在“藻缋”上的毛病，俞樾则并不同意。他认为《聊斋》的“藻缋”，“不失为古艳”。这一评价，应该说是基本上把握了《聊斋》的基本精神。所谓“古艳”，即古雅艳丽，明人杨慎《词品·招落梅魂》云：“其辞幽秀古艳，逈出纤冶穠华之外。”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篇亦云：“《酉阳杂俎》二十卷凡三十篇……抉择记叙，亦多古艳颖异。”从这一词语的主要涵义判断，基本上是持褒义的。

　　由此，我们可以基本概括俞樾对《聊斋》的总体看法：就思想性而言，《聊斋》比不上《阅微》，原因在于《聊斋》中的谈狐说鬼缺乏真实性依据。可见真实性是俞樾评价小说的一个重要依据。这一观点在他对《三侠五义》的改造上可见一斑。在《七侠五义》中，俞樾首先在卷首诗中强调小说与史实并非相同：“累朝事迹总如新，唐宋元明阅历身。青史古人多故友，传中事实半非真。”其目的是提醒读者注意事件的真实性。另外，俞樾对包公及宋代的史实进行一番详细的考证，以加深读者的印象，他还在第一回的结尾再次强调读者切不可将此书故事当历史看待，只不过是聊资娱乐罢了。由此表明俞樾并不赞同小说可以虚构的创作观，他更注重小说创作的真实性，这其实是传统小说创作中“有裨正史”观念的延续。

　　就艺术性而言，俞樾对《聊斋志异》的评价倒是颇高的，这当然来源于俞樾渊博深厚的学识与精湛的艺术鉴赏力。他曾赞赏《三侠五义》道：“事迹新奇，笔意酣恣，描写既细入毫芒，点染又曲中筋节。正如柳麻子说《武松打店》，初到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甏皆瓮瓮有声；闲中着色，精神百倍。如此笔墨，方许作评话小说；如此评话小说，方算得天地间另一种笔墨。”如此精湛的笔法，深入的分析，非常人可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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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道光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河南学政。晚年讲学杭州诂经精舍。治经、子、小学，宗法王念孙父子，读书研究，主张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并分析特殊的语文现象。所著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等。能诗词，重视小说戏曲。所作笔记，搜集丰富，为学术史、文学史提供不少参考资料。所撰各书，总称《春在堂全书》，共二百五十卷。

　　《春在堂随笔》是作者根据平日所作笔记整理而成，共十卷，大体按年代排序。由于他学识渊博、根柢较深、因而笔记取材广博，文字简约。内容或为以经学、小学、诗文、石刻之考释和评定，或为师友间之酬和文字，或为游历览胜之实录实感，或为朝野之轶闻掌故，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