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沙县小吃旅游文化节系列活动紧锣密鼓筹备忙

　　在中国文学史上，伟大作家罗贯中的名字是家喻户晓的。然而，长期以来，对罗贯中的研究却一直是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别的不说，光是他的籍贯问题就是一个——

久悬不决的疑案

　　明清两代，有关罗贯中生平的记载寥寥可数，而对其籍贯的说法却彼此抵牾。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种说法：

　　1．太原人，即今山西太原人。主要见于明无名氏《录鬼簿续编》：“罗贯中，太原人。”

　　2．东原人，即今山东东平人。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称“东原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多种明刻本亦署名“东原罗贯中”。

　　3．杭人，钱塘人，越人，即今浙江杭州人。如郎瑛《七修类稿》称为“杭人罗本贯中”，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称为“钱塘罗贯中本”，周亮工《因树屋书影》称为“越人罗贯中”。

　　4．庐陵人，即今江西吉安人。建国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逐渐集中为两种意见。

　　一是“东原”说。此说以刘知渐、王利器二先生为代表。刘知渐先生指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有一篇‘庸愚子’（蒋大器）在弘治甲寅（1494）年所作的序文中称罗贯中为东原人。这个刻本很早，刻工又很精整，致误的可能性较小。贾仲明是淄川人，自称与罗贯中‘为忘年交’，那么，罗是东原人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录鬼簿续编》出于俗手所抄，‘太’字有可能是‘东’字草书之误。”（《重新评价〈三国演义〉》，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4期）王利器先生认为，大多数明刻本《三国》都“认定罗贯中是元东原人”。“所谓杭人，亦即钱塘人，是新著户籍；《续编》以为太原人，‘太原’当作‘东原’，乃是罗贯中原籍，由于《录鬼簿》传抄者，少见东原，习知太原，故尔致误。”他又说：“我之认定罗贯中必是东平人，还是从《水浒全传》中得到一些消息的。《水浒全传》有一个东平太守陈文昭，是这个话本中惟一精心描写的好官。东平既然是罗贯中的父母之邦，而陈文昭又是赵宝峰的门人，也即是罗贯中的同学，把这个好官陈文昭说成是东平太守，我看也是出于罗贯中精心安排的。”（《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上篇，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1期）叶维四、冒炘的专著《三国演义创作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版）、刁云展的论文《罗贯中的原籍在哪里》（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8月版）亦主“东原”说。

　　另一是“太原”说。这是自《录鬼簿续编》被发现五十余年来最流行的观点。其主要根据是，《录鬼簿续编》不仅有罗贯中是太原人的记载，而且其作者自称罗贯中“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建国以来几部比较权威的文学史，如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均主太原说；北京大学中文系编写的《中国小说史》亦主太原说。不过，这几部著作都仅仅是摘取《录鬼簿续编》的记载，而没有作出任何阐释。近三年来，友人孟繁仁同志对罗贯中生平问题致力较多，先后发表《罗贯中试论》（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11月版）和《〈录鬼簿续编〉与罗贯中种种》（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两篇论文，对“太原”说作了一些新的阐发。

　　我个人倾向于赞成“东原”说，但在目前的条件下，要完全定论尚有困难。原因很简单：现有的可资依据的材料实在太少，而权威的、无可辩驳的材料更是微乎其微。不过，为了有利于研究的深入，我愿先与持“太原”说的同志作一番商榷。首先需要辨别的是——

什么材料更为可信

　　持“太原”说的同志，一般都把《录鬼簿续编》的记载视为理所当然的“铁证”。在这方面，孟繁仁同志的论述具有代表性。他在《罗贯中试论》中说：“自称与罗贯中为‘忘年交’的元末明初人贾仲明，在《录鬼簿续编》中为我们留下了一条关于罗贯中情况的惟一的珍贵史料。”（按：繁仁同志在另一篇文章里又认为《录鬼簿续编》的作者不是贾仲明，我也认为贾仲明不是该书作者。）他还认为：“说罗贯中是‘东原人’、‘杭州人’、‘庐陵人’的几种记载，乃是出于《少室山房笔丛》、《西湖游览志余》、《七修类稿》等书，这些笔记丛书与正式的史传不同，并不讲究证据，只是根据‘故老传闻’所记，并不具备确凿的史料价值。所以，要用后面这几种不同的题署说法，去否定《录鬼簿续编》记录的罗贯中为‘太原人’的权威性的记载，纯属徒劳。”对于这种判断，我是不敢苟同的。

　　第一，《录鬼簿续编》的记载是“关于罗贯中情况的惟一的珍贵史料”吗？不能这样说。诚然，我们承认《续编》的作者与罗贯中是“忘年交”，他的记载值得充分重视。但是，还有比这更值得重视的珍贵史料，这就是罗贯中的作品本身。现存的《三国演义》明代刊本，大多署名“东原罗贯中”；罗贯中创作的另外几部小说，多数也署名“东原罗贯中”。谁也没有理由说这些署名“只是根据‘故老传闻’所记”，恰恰相反，人们一般都认为这是罗贯中本人的题署，连繁仁同志也承认：“罗贯中在自己晚年倾尽心力整理完成的几部小说中，题署‘东原罗贯中’。”（《〈录鬼簿续编〉与罗贯中种种》）既然如此，那么请问：在作者自己的署名和“忘年交”的记载之间，究竟哪一种更权威，更可信？显然是前者。繁仁同志一面承认“东原罗贯中”是罗贯中本人的题署，另一面却又说罗贯中只是把东原“当成最后落籍之地”，而否定东原是罗贯中的原籍。这样，他就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这是由于他先入为主地把《录鬼簿续编》关于罗贯中是“太原人”的记载看成是千真万确、不可移易的事实，而把作家本人的题署放在次要的、从属的地位。像这样颠倒了作家自记与他人追记的先后、主次关系，自然只好削足适履，曲为解说，以至造成逻辑上的淆乱。实际上，在文学史上，作家的同辈朋友也好，“忘年交”也好，误记其籍贯、生平的情况并非罕见。《录鬼簿续编》的作者是在青少年时代认识罗贯中的，从认识到“至正甲辰复会”，中间隔了若干年；而“复会”之后又过了“六十余年”，才来回忆罗贯中，误记其籍贯的可能性不是没有。而且，即使作者没有误记，后人也有可能误抄（说见后）。

　　第二，繁仁同志和其他持“太原”说的同志可能会说：《三国演义》的明刊本都是嘉靖壬午（元年，1522）以后刊刻的，而《录鬼簿续编》成于永乐末年至宣德初年之间，年代比《演义》诸刻本为早，因此，《续编》的记载更为可信。应该说，这种看法似是而非。一方面，《演义》现存的最早刻本是嘉靖元年本，并不意味着在此之前一定没有更早的刻本，更不意味着嘉靖元年本或其后的刻本的署名就不同于原作的署名（正如上文所述，事实上大家都承认这些刻本的署名是罗贯中本人所为）。另一方面，现存的《录鬼簿续编》只有天一阁旧藏的明代蓝格抄本一种，天一阁乃是明代范钦所建，而范钦是嘉靖进士，因此，《续编》抄本的年代肯定在嘉靖元年之后，也就是晚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当然更晚于庸愚子写于弘治甲寅（1494）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了。如果拿嘉靖元年精工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与嘉靖元年以后手抄的《录鬼簿续编》相比，哪一种更可信呢？显然也是前者。

　　第三，繁仁同志不承认《录鬼簿续编》有误抄的可能性。其实，《续编》抄本确实颇有一些错字、脱字、衍文和颠倒之处。请看这样一些例子：“汪元享”条中，将“至正间”误抄为“至正门”；“杨景贤”条中，将“风波”误抄为“风破”；“李唐宾”条中，将“人物风流”误抄为“人物风物流”，衍出一“物”字；“魏士贤”条中，将“高邮州人”误抄为“高邮人州”，等等。既然误抄的现象不是个别的，那么，像王利器先生所分析的，由于传抄者“少见东原，习知太原，故尔致误”的可能性，或者由于其他原因而致误的可能性，也就不能完全排除。

　　综合上述各点，我认为，“东原”说比之“太原”说，是更为可信的。

　　当然，持“太原”说的同志的理由不止是上面提到的这些，为了充分交换意见，我们有必要继续商榷——

再辨几种说法

　　孟繁仁同志在《〈录鬼簿续编〉与罗贯中种种》一文中强调指出，罗贯中创作的几部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与山西、太原有一些‘瓜葛’”：“《三国演义》塑造最为出色、最为成功的人物”关羽，是山西解州人；《隋唐两朝志传》中的重要人物李渊、李世民父子是从太原起兵，建立李唐王朝的；《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中的重要人物李存孝是山西雁北人；《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中的赵匡胤，早年曾流落太原；《平妖传》中的文彦博，是山西介休人。他认为，“这种‘瓜葛’，正与作家的‘故土性’有密切的关系。”由于繁仁同志把“故土性”视为“太原”说的一个有力旁证，我们有必要对它作一番考察。

　　我认为，在创作活动中，“故土性”是存在的。在某些作家的创作中，从题材选择、环境设置、情节处理到审美趣味，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某种“故土性”。古今中外，这样的事例确实不少。但是，必须指出，这种现象只是在部分作家的部分创作中表现得明显一些。从总体上看，与时代氛围、社会思潮、现实矛盾对作家的影响和刺激相比，这种“故土性”所起的作用显然居于次要地位；对于许多作家来说，在他们的人生经历中，“故土性”对其创作的影响也比不上身世变故、浮沉荣辱的剌激。古代的许多作家，他们创作的名作都与“故土性”无涉。如关汉卿的名作《单刀会》，其主角关羽是山西解州人，而关汉卿本人却是大都（今北京）人；马致远的名作《汉宫秋》，其主角王昭君是秭归（今属湖北）人，而马致远本人却是大都人，又在浙江做过官；洪升的名作《长生殿》，其主角唐玄宗是陕甘人，杨贵妃是山西人，而洪升本人却是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孔尚任的名作《桃花扇》，其主角侯方域是河南商丘人，李香君是秦淮歌妓，而孔尚任本人却是山东曲阜人……这些作品的主人公与作者在籍贯上真是南北殊途，作家的创作冲动显然不能用“故土性”来解释。作家感兴趣的，是这些历史事件本身所蕴含的思想意义和认识价值，是主人公的经历和性格给予后人的种种启示，而不在乎他们的籍贯是什么。

　　同时应该指出，繁仁同志在论述罗贯中创作的“故土性”，用以证明罗贯中是太原人的时候，好些地方是不准确的。

　　——《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固然是山西解州人，但众所周知，《演义》的真正主角是诸葛亮，“塑造最为出色、最为成功的人物”也是诸葛亮，而诸葛亮却是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人。

　　——《隋唐两朝志传》中的李渊、李世民父子固然是从太原起兵的，但他们的祖籍却是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而他们建立李唐王朝的主要业绩则是在长安完成的。

　　——《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中的李存孝也并非山西雁北人。《旧五代史》写道：“李存孝，本姓安，名敬思。”注云：“案《新唐书》，存孝，飞狐人。与欧阳史同，薛史阙载。”再查《辞海》：飞狐，“古县名，隋改广昌县置。因县北飞狐口得名。治所即今河北涞源县治。”这就是说，李存孝应是河北涞源人。

　　——《三遂平妖传》的主角应该是王则和胡永儿。王则是涿州（治今河北涿县）人，起义于贝州（治今河北清河西北），与山西无关；胡永儿是东京（今河南开封）人，同样与山西没有瓜葛。

　　——《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中的赵匡胤，虽说到过山西，但他却是涿州人（很巧，与王则同乡），其发迹之地也不在山西。

　　以上这些作品的主人公，没有一个是山西人。虽然作品的某些人物曾与山西有过一点“瓜葛”，但要以此来证明罗贯中是山西太原人，实在太缺乏说服力了。反过来看，这五部作品中有三部的主人公是河北人，其余两部中也有河北籍的重要人物（如《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张飞、赵云，《隋唐两朝志传》中的窦建德等），难道能够以此来猜测罗贯中是河北人吗？

　　在这样的很不牢靠的论据的基础上，繁仁同志还提出了几种说法。

　　一是“从目前可知的情况分析”。所谓“目前可知的情况”是些什么？就是上面提到的关于罗贯中是“太原人”的说法以及关于罗氏著作“故土性”的推断。如前所述，这些情况或者尚难定论，或者本身就不准确，繁仁同志却由此作出进一步的大胆推断：“罗贯中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故乡山西太原度过的。至少在成年以后，他才离开故乡，外出漫游。”这种推断，没有任何事实作依据，只能是主观臆测。即使假定“太原”说能够成立，从这个前提出发，要想得出“罗贯中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故乡山西太原度过的”这个结论，也还缺乏必然的衔接关系。一个作家，为什么不可以在原籍以外的地方度过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呢？古今中外，这种事例简直不胜枚举。而繁仁同志又把这种主观臆测作为加强“太原”说的论据之一，这就在逻辑上陷入了循环论证的矛盾。

　　二是罗贯中“晚年落籍”东原的说法。繁仁同志说：“从明代中叶刊行的不少罗氏所著小说都署名为‘东原罗贯中’的情况看，这位历尽艰辛和风险、阅历丰富的伟大作家，最后并没有回到他的故乡太原，而是在当时的北方运河上的繁华码头之一的东原停留了下来。”罗贯中“把这里当成最后落籍之地的用意，却是非常明显的”。前面我们已经指出，既承认“东原罗贯中”是作家本人的题署，又否定东原是罗贯中的原籍，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这里要问的是，说罗贯中晚年落籍于东原，又有什么根据呢？没有，仍然只是主观臆测。那么，罗贯中为什么不回到梦魂萦绕的原籍，却偏偏要落籍于东原呢？繁仁同志说：“据我估计，罗氏最后决定在东原落籍，极有可能是他在这里或者附近不远的地方，遇到了罗氏一门的亲故，或者书香门第的好友，遇到了可以比较方便、安静地看书和写作的环境。”可惜，这毕竟只是“估计”，还是没有事实根据。

　　三是以传说为论据。据说：“施耐庵故乡兴化白驹一带，流传着‘罗贯中是太原东关厢人，是票号老板的儿子’的传说。”于是，繁仁同志就此又展开了大胆的推测：“如果真是这样，罗氏在东原或附近一带早就开有商号、分店，他早在二三十年前南下时，就在这里停留居住过一段时间，或许他在那时就把家眷安排在那里，也未为可知。”大家知道，民间传说自有其特殊的审美价值，但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其内容却因历代群众的加工、改铸和附会而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往往与事物的原貌差距很大；还有许多传说则是完全没有史实的虚构。因此，民间传说一般不应成为考证历史人物生平的依据。至于从罗贯中是太原“票号老板的儿子”的传说，就臆想出“罗氏在东原或附近一带早就开有商号、分店”之类，更是难以站住脚的。

　　总之，上述几种说法都难以令人首肯。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是在先入为主地肯定罗贯中是“太原人”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而它们自身却并不那么肯定（如“故土性”），甚至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如后面三点），因此，它们都不足以成为“太原”说的论据。

下一步怎么办？

　　几十年来，人们在罗贯中的生平籍贯问题上徘徊得太久了。随着《三国演义》研究的迅速发展，大家热切地希望在这一点上有所突破，这种愿望是很自然的。因此，尽管我不同意繁仁同志的观点，但对他和其他一些热心于罗贯中研究的朋友所作的努力，我是真诚地抱有敬意的。不过，求知的热忱必须与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结合起来，必须冷静地分析我们已经占有的材料，确定我们继续探讨的起点，必须十分谨慎细致地进行我们的工作。

　　那么，下一步究意怎么办呢？我认为，在现有条件下，可以着重考虑这样三个方面。

　　（一）注意《录鬼簿续编》有无别的抄本。如果幸而发现新的抄本，我们就可以判定其中的“太原”二字究竟是否误抄。这将直接帮助我们解决“东原”说与“太原”说的分歧。对此，需要海内外专家学者共同留心。

　　（二）注意有关罗贯中生平的新发现。现有的文字资料确实太少，而其中一些后人追记的“故老传闻”之辞又不可靠，我们多么渴望能够得到比较翔实的资料!应该看到，在封建时代，而且是在动乱的年代，像罗贯中这样的下层文人，是否有碑铭、谱牒、诗文书札或其他文字资料留存下来，实在很难说。但是，我们不妨抱着一线希望，继续留心搜寻。

　　（三）判定《三国志传》的成书年代。现存的诸种《三国志传》，大多题署“东原罗贯中”。过去，人们对它们不大重视。近年来，已经有一些学者认为《三国志传》的祖本早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如果我们通过进一步的研究，确认《三国志传》确实是《三国演义》的祖本，并且判定它的成书年代，那么，它的题署“东原罗贯中”，与嘉靖本卷首庸愚子作于弘治甲寅的序中所说的“东原罗贯中”互相印证，就可以成为确定罗贯中籍贯的有力证据。

　　以上谈的，仅仅是个人的一点粗浅的看法，目的在于通过互相问难，与持“太原”说的朋友们互相启发，共同打开思路，共同解决某些疑点。尽管我个人倾向于“东原”说，但终究只是认为“东原”说比“太原”说更可信一些，还不能遽尔否定“太原”说。我衷心希望不同观点的同志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共同努力。那么，不管最后的结论是什么，我都将十分高兴——因为我们的目标本来就是一致的呵!

　　（原载《海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7年第9期转载；《明清小说研究信息》1987年第12期刊登本文摘要；《中国文学研究年鉴》1988卷介绍本文观点。）

　　【附记】本文问世后，颇受学术界同行注意，除被有关刊物转载和权威的《中国文学研究年鉴》介绍之外，还被视为“东原”说的代表性论文之一。如《泰安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刊载《关于罗贯中原籍“东平”说的研究和调查》一文（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7年第12期转载），认为刘知渐先生、王利器先生和本人是“东原”说的代表。韩伟表的《罗贯中籍贯研究述评》（载《中华文化论坛》2001年第1期）认为：“沈文循次披绎，理罅辨缺，发明‘太原’说诸多疑误，有较高的学术争鸣价值。故尔沈文一出，‘东原’说与‘太原’说遂成一时瑜亮。”

　　不过，受当时的学术视野的限制，文中也有个别提法不够准确。如说“现存的《三国演义》明代刊本，大多署名‘东原罗贯中’”，“大多”二字便不确切。对此，已有学者指出。

　　为了真实地反映自己认识发展的轨迹，兹按原文排印，除改正个别错字外，不作任何更动。

（选自沈伯俊著《三国演义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