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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林伯先生，1916年生，湖北宜都人，马一浮先生亲教弟子,曾任南开中学国文教员、文科主任，上海育才中学国文教员，中华教育社国学专修科主任兼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山东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院务委员会委员，宜昌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讲师，武汉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客座教授。1998年8月在武汉大学病逝，享年八十二岁。

　　吴林伯先生一生著述甚丰，著作范围包括经学、诸子，以及《文心雕龙》研究，而以《文心雕龙》研究为重点。已成书手稿包括《周易正义》等27种，其中《论语发微》、《文心雕龙字义疏证》、《庄子新解》、《老子新解》、《文心雕龙义疏》在吴先生生前和去世后先后出版，《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补证》部分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后收入吴先生手书影印本《中日学者文心雕龙讨论会论文》。《文心雕龙字义疏证》约40万言，讨论了接近80个《文心雕龙》中的重要理论概念。《文心雕龙字义疏证·自序》曰：“……撰述《义疏》，历四十二年而定。且思舍人书中术语，若文质、奇正、风骨、刚柔之属，莫不括囊大理，包蕴宏富，共晓维艰，特修纂《疏证》；综观全文，兼采群籍，颇事校研，假以考镜其因缘及流变与异同。每题一论，并联系作者、什篇、批评史等，体例、资材、诠释，咸皆求新，俾自树立，而不因循，知音君子，其垂意焉。”其《跋》云：“1978年秋，余自夷陵来汉，讲授多暇，专精述作。迨《文心义疏》甫定，行复撰写右书，越三载始成。昔戴氏制《孟子字义疏证》，民到于今称之。然余非乘其体，特名同而实异者，盖旁通发挥，博文、该情欲与《义疏》相得而益彰耳。是以属词比事，能研诸虑，观澜以索源，援古以证今，树骨于典训，选言于宏富，术极数殚，终焉守故，而理物日新，必超前辙。”《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补正》是对《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的补正，序曰：“东莞刘勰，深识文理，发言抗论，体大而虑周，探赜钩湛，每举事以类义，殆无字无来历。昔黄氏疏证之，范君嫌其略而加详，今杨公复补缺拾遗，嘉惠艺林，厥功甚伟。比年已还，余与武大二三子讲《文心》，以为参考要籍，故尝讽籀再四，或有怀陈，爰书简端，并师萧《选》李《注》补正之例，袬而成册，都千余事，大抵以补为主，而正次焉。”吴先生高度赞扬黄叔琳、范文澜、杨明照等学者对《文心雕龙》研究的贡献，同时，对存在的不足，给予纠正。杨明照先生出版自己所著《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补正》，即取先生所定书名，并修订之《文心雕龙校注》，与自己所著《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补正》，也吸取了先生的部分补正成果。如《正纬》之言“朱紫乱矣”，《通变》之言“夫青生于蓝，绛生于蒨，虽逾本色，不能复化”，《镕裁》之言“心非权衡，势必轻重”等，先生皆已补出，而杨明照先生新补，虽未提及先生的补正工作，但与先生的补正成果有大同小异之工。杨明照先生没有吸取先生补正成果的部分，两相比较，也是以先生的补正意胜，如《辨骚》云“渔夫寄独往之才”，杨明照先生以淮南王《庄子要略》为“独往”言，又引《南齐书》、《梁书》等，先生正曰：“独往连文，始见于《庄子·在宥》……”又指出嵇康《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陆云《泰伯碑》之言“独往”，都早于杨明照先生所引诸书。

　　《论语发微·自序》云：“昔仲尼通治六经，自以熟知其故，并应机授教，语高而旨深；凡教育、政事、伦理、文学诸科，靡不毕具，包蕴可谓宏富矣。门人相与辑而论纂，因名之曰《论语》。学者当先求之，庶几能明六经之旨归。”吴先生二十余岁开始往来于川、湘、京、沪、齐、鲁间，即首钻《论语》，《论语发微》即为先生一生钻研《论语》的总结，该书对《论语》中前人时贤所未发掘之义理训诂给予训释，“不剿说、雷同，唯是是非非而已”。而《老子新解》、《庄子新解》继承钟泰先生《庄子发微》之学术，强调儒道一致之思想，并细绎庄子与老子由同而异之区分。以上诸书，皆发前人所未发，足以成一家之言，为研究《论语》、《老子》、《庄子》之必读参考书。

　　《文心雕龙义疏》是吴林伯先生关于《文心雕龙》研究的代表著作，从准备到成书前后40余年，即至成书以后，又不断更易，去旧布新。《文心雕龙字义疏证·自序》云：“余齿在志学，便治《文心》，春秋非懈，但欲习其俪辞而已。迨入本师马一浮先生之门，朝夕亲承音旨，始知五十之篇，允为论文之作。于是请益问难，载历寒暑。虽謏闻陋见，未能知类通达，而简练揣摩，要亦粗识微言；重以古、今旧说，义多不惬，唯恐是非无正，使天下学者疑；故搦笔和墨，历四十二年而定。” 《文心雕龙义疏·自序》云：“余撰《义疏》，屡移寒暑，熔意练词，不知所裁，常恐酱瓿之讥；然知难而进，旧典攸昭，妙识所难，其易将至，先难后获，自然之数也。且不远千里，择师而事，终入马先生之门，执贽请为弟子，亲承音旨，不同研味遗言，探赜索隐，日不暇给，知至至之，欲与几也。夫兰为国香，服媚弥芳，书亦国华，玩怿方美，简练揣摩，恒久未已，若仲尼、伯玉之化，心向往之，去故取新，知进而不知退，旁通发挥，袬多益寡。称物平施，始是而卒非，春秋非懈，俾学有辑熙于光明。”先生这些关于《文心雕龙义疏》写作的缘起及甘苦之言，体现出吴先生在《文心雕龙义疏》一书中倾注的心血。

　　吴先生《文心雕龙义疏》作为先生一生心血之最为重要的结晶，其独创的义疏体例，就体现了先生匠心的独运。先生在《文心雕龙义疏·绪论》中说：“我注释《文心》，根据读者的要求以及个人的想法，制订《义疏》的体例，就是每篇原文，分层排列，而每段后面的《义疏》内容，不外字词的解说，大意的概括，文句的串讲，思想理论的分析、评议。”吴先生把校勘、训诂、层次分析、内容的解释与理论的阐述结合起来，既具有坊间流传的校注的特点，又囊括了吴先生对《文心雕龙》理论问题的深刻独到的见解，而这些理论阐述，又深深地根植在对《文心雕龙》文本的精确掌握的基础上，眼界高迈，而又体现了朴学大师的坚实学养。吴先生把这种写作方法叫做“理论联系实际”。

　　吴先生《文心雕龙义疏》的理论联系实际，有三个层次，一是结合作家、作品的实际。先生读书，尝自谦云唐以后的文学书籍，他只读杜甫和鲁迅，实际先生博极群书，不仅对先秦汉魏六朝的著作无所不读，无所不通，且熟稔于心，了然于口，了然于手，而且对佛学经、律、论都有深入研究，此既由于先生曾经亲炙于由佛入儒的佛学大师熊十力先生，更由于经学大师马一浮先生游历欧美，出入儒释道学，而佛学与刘勰的亲密关系，使先生不能捐弃佛学典籍。先生认为，只有通读先秦汉魏六朝的所有传世著作，才能洞察《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和价值判断。所以，他通过对刘勰《文心雕龙》的分析，得出刘勰论作家，举其文章中最优秀者，不在一处一一叙列，这是刘勰论文的特点。即理解刘勰《文心雕龙》中的作家论和文学批评，应该把全书看作是一个整体，把在不同地方的不同表述联系在一起，来考察他的真正的文学理论观点。

　　吴先生的《文心雕龙义疏》的理论联系实际，还表现在结合文学史的现实来讨论问题。先生认为，《文心雕龙》的许多篇章，都与文学史有关系，如《时序》是上古和中古的文学史，《明诗》是上古、中古的诗歌史，《诠赋》是先秦、两汉、魏、晋的赋史，《乐府》是上古、中古的乐府史。有通史，也有专史。了解文学史的真实面貌，对于正确理解刘勰《文心雕龙》的理论观点，意义同样非常重要。

　　吴先生的《文心雕龙义疏》，同时也结合创作经验。吴先生认为，《文心雕龙》的许多理论概括，都是刘勰创作经验的总结。吴先生工诗与骈体文，这些经验，对先生正确理解《文心雕龙》的文意，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作用。

　　吴先生指出，《文心雕龙义疏》重视从总体出发，看问题的全面，不看问题的片面，不形而上学。先生认为，刘勰有《春秋左氏传》桓公三年杜预注所谓“互举其义”的笔法，对一个作家，刘勰在这里肯定，在那里又有否定，阐述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在这里强调内容的重要性，在另一个地方，可能又只谈论形式，这些都不是自相矛盾，而是体现了刘勰实事求是、就事论事、不虚美、不隐恶的特点。对于同一个词语，不同的地方可能包含了不同的内涵，如《文心雕龙·原道》中的“道”，就有“自然界规律”、“自然而然的创作规律”、圣人之道三种不同内涵，如果不能分辨此种差异，就会导致牵强附会的毛病。吴先生认为，刘勰《文心雕龙》中心思想，是儒家思想，非此，无他。先生还强调要重视《文心雕龙》语言的特点，《文心雕龙》用骈体文写成，结构特殊，或辞有颠倒交互，或有声律、对偶的改易，或有互文，有的学者因为不明乎此，竟然错误地指责刘勰《文心雕龙》犯了常识性或者知识性错误，那无疑是论者自己所犯的一个大错误。而有的学者抓住刘勰是佛教徒的历史事实，不加分析，形而上学地认为刘勰的《文心雕龙》体现的是佛学思想，有的学者以调和论形式，认为刘勰的思想是儒释杂糅，或者儒释道杂糅，显然都是没有历史的观念，没有整体的观念，没有辨证的观念所带来的错误。

　　吴先生《文心雕龙义疏》，强调抓住重点，突出《文心雕龙》作为一部文学理论著作的理论特色，并且，把考镜理论的源流，当作《文心雕龙义疏》的一个重要使命，凡是《文心雕龙》中涉及到的重大理论问题，先生都一一辨析，折其中矣。先生的这个工作，使我们对《文心雕龙》重要的命题，有一个历史的深度的把握。而先生所撰《文心雕龙字义疏证》、《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补正》，以及《周易与文心雕龙》、《文心雕龙与文选》、《文心雕龙与诗品》等论文，都是贯彻抓住重点、考镜源流的研究方法的著作。

　　吴先生《文心雕龙义疏》最重要的贡献，还是在辨证原文和旧说的讹误方面，这个成就，散见于整部书中，如《文心雕龙·原道》对“太极”为“太古”的训解，解决了近世学者受黑格尔思想的影响，想在中国哲学体系中寻找一个先验唯心论的理论支点，因此把“太极”作为“绝对精神”、“上帝”、“造物”的讹误，还中国古代学者以“太极”作为时间至早的表述的实际，无疑是对一些一知半解的学者煞有介事的宏论的棒喝。又比如《辨骚》云“酌奇而不失其真”之“真”，唐写本改“真”为“贞”，以求训正，使奇正对举。吴先生举《文选》古诗十九首李善注“识曲听其真”曰：“真，犹正也”，实不烦改字。又如《通变》曰“志合文则”，元本则作财，先生认为文则本为陈言，郭璞《尔雅图赞》曰“时维文则”，其意是说修辞的规律。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先生的这些真知灼见，不仅仅是解决了一个文献校勘方面的具体问题，同时也给我们文献校勘工作提供了一个思想方法，就是我们今天传世的文献中的词句与新出文献的差异，不一定就是缘于传世文献的以讹传讹，或者也存在新出文献讹误的可能性，所以，在这样的时候，不一定着急去以新出文献去判断传世文献的是非，而应承认传世文献在传播过程中保存下来，必然有其自身原因的历史事实，这才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吴先生转益多师，笃志好学，严守师法，而又以独立之学术追求为念。仔细阅读吴先生的著作，特别是有关《文心雕龙》的研究著作，我们可以看出吴先生以一贯之的优良学术态度和学术追求。

　　吴先生恪守马一浮先生治学的一贯，强调从经学入手，而守专门之学。吴先生受马一浮先生启发，而选定《文心雕龙》为自己终身专攻，从此，紧紧围绕着《文心雕龙》这个题目，遍考先秦汉魏六朝载籍，无所不读，并深入研究，因而能深入理解《文心雕龙》这部有关先秦汉魏六朝文学理论的伟大著作的精粹，而取得重大成绩。

　　吴先生崇尚《汉书·儒林传》所谓“朴学”传统，而谓“朴学”，即“实事求是”之学。吴先生特别强调《汉书·景十三王传》之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吴先生以为，“朴”之言实，实则不浮，云胡为实？曰上山采铜，下井取矿，作文必读文，著书必读书，自感性到理性，由个体至总体，过此以往，语不虚设，春发其华，秋登其实，充盈而有光辉。且书不范围于文字，自然、社会，亦皆书也。读之未遍，妄下岐黄，纰缪差失，见笑大方之家。吴先生认为：“不读书而能研究著述者，盖有之矣，余未之闻也。”（见吴林伯先生《马先生学行述闻并赞》，毕养赛主编《中国当代理学大师马一浮》，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年12月出版。）

　　《易·乾·文言》之言曰：“君子进德修业。”马一浮《泰和宜山会语》之有《君子小人之辨》，目的在于教人作为君子，而马一浮先生言君子小人之区别，一言而蔽之，曰：“君子、小人之用心其不同如此，充类而言之，只是仁与不仁，公与私之辨而已。”“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古今言君子、小人之区别，未有如马一浮先生之深切著明，而又能得孔子之精核者也。 1957年春，马一浮先生至曲阜阙里朝孔，先生与同门高赞非请见，马一浮先生问曰：“相别三年，汝治何学？”先生回答说：“研精《论语》。”马一浮先生曰：“汝得读书之次矣。昔孔子通治六经，自以熟知其故，并授教二三子，语高而旨深，学者当先求之，庶几能明六经之指归。程子曰：‘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为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此为读书痛下针砭。”先生问曰：“何以谓之读也？”马一浮先生概乎其词，曰：“读书之道无他，求其反身修德，惩风窒欲，布乎四体，形乎动静，履而行之，荀卿所谓‘君子博学而日三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者也。”先生因此明白“读书必改变气质，非徒记其文句以为谈资耳”。（《马先生学行述闻并赞）

　　大凡以学术名家者，皆能不自满假。吴先生以《论语·学而》之言“无友不如己者”，皇侃《义疏》、颜氏《家训·慕贤》、朱熹《集注》，皆以友不如己者，则无益而有损，非为孔子本意，而发明道同为友之旨，《荀子·大略》所谓“友也者，所以相有也；道不同，何以相有也”。道同，故可以取长补短，所谓“过则毋惮改”。因此，“无友不如己者”，当指善于发现朋友的优点，每一个朋友皆有优点。善于发现自己的不足，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吴先生《文心雕龙义疏》成书后，除部分公开刊布外，另有油印本行世，作为武汉大学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教材，颇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为时流谬许，余以天道恶盈，不自满假，尽力而为，功庸弗怠”，“昔仲尼勉焉孳孳，锲而不舍，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时所事，卒而非之，学然后知不足；先生（指马一浮先生）守范善道，至老不倦，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余师范贤圣，亦将行年七十而七十化，匡误正俗，恒久以求真是。因为先生读书著述，有高尚之目的，所以，能“不惧我书与粪土同损，烟烬俱灭；亦不惧君山复出，以为绝伦必传，好学修古，实事求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马先生学行述闻并赞》）。

　　吴先生治学，强调学术创新的价值，并把创新和恪守师法结合起来。先生多次提到熊十力先生和欧阳竟无大师的师生之争，熊十力先生是欧阳竟无大师的入室弟子，但是著《新唯识论》，与老师的意见相左，但不影响熊十力先生对欧阳大师的尊师感情。类似的例子，先生还举刘向、刘歆父子为例，刘向是今文学者，而刘歆则服膺古文学。先生认为，这种区别，不是背叛，而是追求真理，推动学术进步。吴先生论述创新的重要时指出：“夫鼎以去故，革以取新，革而应人，大亨以正，四时成而文明说，革之为义大矣哉。”（《马先生学行述闻并赞》）

　　吴先生术业粹冲，在我所接触的前辈学者之中，先生是最纯粹的学者，一生追求，唯有读书二字。我以1984年入武汉大学，为先生研究生，齿不及二十，正是踌躇而多志之年龄，多旁骛，先生神智澄照，洞察入微，以我受四人帮残酷迫害之一代人，经术浅薄，尝以自己三十余岁，始知学问之不易，而辞南开中学教职，负书担囊，徒步行至乐山乌尤寺复性书院晋谒马一浮先生之事教我，并示门人弟子曰：“为山不亏一篑，穷理止诸自足”，宜“以高度韧性自励”，所谓“非议再多，坚定不移；处境再窘，坚定不移；工作再忙，坚定不移；困难再大，坚定不移；成绩再好，坚定不移”。命门弟子牢记之。

　　1984年前后，吴先生年届古稀，孑然一人，生活俭朴，每日在食堂用餐，赞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所提倡之新生活运动，以米饭为食，辅以青菜，少食荤腥，以猪肉虚物，多食伤身，告诫于我。先生每日亦必健行数里，而后则闭门读书，手不释卷。1979年前，先生之《文心雕龙义疏》一百余万言已经写定，并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审定通过，即将出版，但是先生仍然不断修改，以毛笔小楷抄写之《文心雕龙义疏》一百余万言，竟然有七稿之易，即可见出先生之执着之态度之一般。

　　吴先生明白读书非为读书而已，而欲以养成君子，而先生执君子之业也，守君子之道，以人为善，不与人为恶。善修容仪，不内顾，不亲指，渊嘿尊严，博览古今，淡漠名利，远离是非，安心于著述。吴先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住家乡宜昌，当涂者固不能会心于先生之深旨，即使到了曾经人文荟萃的武汉大学中文系，因先生正道直行，心之向道，不能顺应时势，留出半分时间虚以逶迤，也颇遭部分权贵与同侪之藐视，惟黄先生焯，蕲春黄季刚之兄子，国学名家，深爱接之。吴先生之此种遭遇，令人深思。

　　吴先生以经子及《文心雕龙》教授数十载，门生私淑广布，身受弟子爱接。后期在武汉大学，及门弟子虽不多，然如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湖南社会科学院陈书良教授、湖北大学陈桐生教授等，皆学有大成，影响广远。我自 1987年赴京谋食，生生不易，学业荒疏，先生修书，命我就近问学于王利器先生。1989年冬，我因公事赴武汉，当日即叩先生，时先生因鼻疾新好，仍孤身一人，日日诵读。临别，先生送我出武汉大学校门，谆谆叮嘱，深以我之学业为念，曰“困难再大，坚定不移”，挥手作别，灯影之下，茕茕孑立，使我顿生依依不舍之情。多年之后，每念及先生，便出现先生挥手当日之情景。1993年，先生在信中提及来年将来北京开会，曰：“重见亦不远矣！”1994年北京香山召开《文心雕龙》国际学术讨论会，先生莅京，由于我行踪未定，竟错失一谒之机会，及至先生离京数日，我始得知先生已经返回武汉。荏苒至1998年，忽接先生仙逝之报，从此天人永隔，竟无由再聆教诲。近年，我有数次赴武汉之机遇，每次必一人至先生故居楼下，先生故居虽已无人居住，先生之书稿遗物，仍然保存其中，伫立先生窗前，虽不再看见先生窗前的灯光，但仍能驰想先生之音容。先生一生坎坷，且对现实社会之权势人情，异常隔阂，如此气度，本不应受世俗物累，然某些当涂之人，竟然不能善待先生，以致同事之中好学之士欲及门下拜，便招白眼。更有人必欲以打击先生之气节追求为乐事，念之令人唏嘘。虽然，先生始终不改志士气质，高尚其志。

　　先生家中厅堂之上，高悬马一浮先生画像，每至忌日，必作礼拜，数十年不辍，而对门人弟子，时时牵挂，每念及此，令我汗颜。谨以此文，以为对先生之怀念。

2025-08-04凌晨3时